中共叛徒在台湾反统战，1992年却说：我想回去看下，我方如何回应

就是说，“台独”这东西，说白了就是搞分裂、搞破坏、制造混乱，给共产党进攻找借口，除此之外没啥真本事……真正的台独行动根本没啥动静，要是真有，那也是共产党为了统战需要搞出来的把戏。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些话说白了就是在歪曲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明摆着这人心思不正。但这事儿还没完，1981年宋庆龄去世后，这家伙又在媒体上胡说八道，说什么：“宋庆龄的死没什么可惜的，真正值得的是中国共产党接下来的统战动作。”

那时候，这家伙只要在人多的地方说话，就老爱找机会吐槽统战政策。但你猜怎么着？就是这么个人，到了1992年，他突然说：“我想回老家瞅瞅，这究竟是怎么个情况？”要想搞清楚这其中的弯弯绕绕，咱得从他的身份聊起。

【一、项乃光背叛革命】

项乃光，1915年来到这个世界，老家在辽宁开原，是个正宗的东北汉子。看看他出生的那年头，东北那会儿还是奉系军阀的地盘呢。

以前啊，张作霖在东北站稳了脚跟，还掺和进了中原军阀的乱战里。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捣乱，东北那边的情况就越发混乱了。特别是“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局势更是一天天紧张起来。

1928年那会儿，张学良在东北搞了个大动作，举旗支持蒋介石，算是帮他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到了1931年，日本关东军搞了个大阴谋，就是九一八事变，这事儿震惊全国，之后他们就把东北给全占了。

东北那边乱了几十年，对正在上学的项乃光影响很大，让他特别想为国家做点啥，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在东北大学那会儿，他特别活跃，参加了不少学生活动，还光荣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936年的时候，他因为干得出色，就被提拔做了北平南区的区委头头。

西安事变和平搞定后，国共两边因为都要“抗日”，所以又联手合作了。这时候，项乃光有了新的头衔，他成了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书记，主要任务就是对外搞统战，替中共中原局跟国民党那边的军队打交道。

项乃光到底手握多大的权力呢？据说，那时候，第五战区里共产党的机密情报，他几乎全都知道，这事儿被揭开后，大家才明白，他以前在我党里头，那是相当被看重啊。

但他就算地位很高，却也慢慢跟革命走了反方向，蒋介石还说他成了张国焘之后又一个“党国的忠臣”。他为啥会背叛呢？一方面是因为他心不坚定，立场容易动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太想过上好日子，老想着用手里的秘密情报来给自己谋个高官厚禄。

1939年秋天快结束的时候，项乃光跑到了国民党第五战区政治部，说要见政治部主任韦永成。韦永成一听他的名字，那叫一个激动，但更多的是吃惊。二话不说，立马就把项乃光领到了自个儿家里，坐下来好好聊聊。

在韦永成家，项乃光一股脑儿地说出了我们党在第五战区的所有机密活动，还说他想离开中共，投靠国民党。韦永成一听，觉得这是个立功的大好机会，赶紧就把这事儿告诉了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

李宗仁见到我党的一位高级干部主动来投，心里头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他立马就安排了亲自见面。更让李宗仁没想到的是，项乃光还顺手牵羊送上了一份“厚礼”。通过项乃光的交代，李宗仁对整个第五战区里谁跟中共有牵扯的事儿那是一清二楚，这样一来，我们党在秘密工作上的难度可就大了不少。

之前一点风声都没有，所以项乃光背叛中共这事儿，李宗仁心里头挺纳闷的。他就让秘书尹冰彦去探探虚实。

那时候，尹冰彦逮着个机会，就直接问项乃光了：“你在共产党里头混了这么多年，还当了个不小的官儿，咋就想着离开共产党，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呢？”

说到这事儿，项乃光很坚定地说：“共产党的纪律太严了，根本不让人有个性的空间，这我实在受不了。我就想找个能自由发展个性的地方，所以就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

【二、成为军统少将】

这话纯属瞎扯，他后来的犯罪行为明摆着就是为了捞好处，一门心思想要享福当大官。在那个年代，因为只有国民党能给他想要的东西，而他正好对他们有用，所以这一切才成为可能。

在项乃光还没背叛之前，鄂西北区党委友军工作部的部长刘放，他其实已经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

那时候，他俩原计划是一块儿回中原局的，路上经过老河口，就在那儿的一个小旅馆里歇了歇脚。后来项乃光说有点私事要处理，就这么走了，结果一晚上都没回来。刘放呢，干革命工作好多年了，觉得这事儿挺不对劲。等了一天，还是不见他人影，立马就跟鄂西北党委报告了。

多亏了刘放的敏锐察觉，党组织迅速行动，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遗憾的是，这些努力没能改变大局，因为他知晓的机密实在太多，最后我们党还是遭受了非常重大的损失。

举个例子，就像党组织在东北军、西北军、川军等队伍里搞的秘密统战情报活动，全都被国民党给发现了，结果这些工作全得叫停。不止这样，那个一直偷偷帮共产党的川军45军副军长陈离，也被国民党给撤了职。还有第77军179师的师长何基沣，他因为这事儿也被揭发出来，不光丢了官，还被关了起来。

靠着这些“大功”，项乃光在国民党里自然备受重视，那时候，蒋介石在重庆还特意召见了他，称赞他是“党国的功臣”，紧接着就让他加入了军统，还直接给了他少将军衔。

项乃光能进军统，这事儿最让军统大佬戴笠高兴。

戴笠长久以来都认为，拿“叛徒”来对付共产党是个好招儿，意思就是“要搞定共产党，还得靠共产党自己的人”，他觉得只有内部人才真正懂内部人的套路。这不，项乃光一来，他觉得自己的势力又能壮大一波，高兴得不得了，直接给项乃光配了辆豪车，让他随便开。

刚到军统那会儿，戴笠直接把他分到了专门搞共产党研究的那个部门，大伙儿都管它叫“特研室”。他的直接头头儿，就是张国焘。因为怕被咱们党的人给除掉，他挺小心，从那以后，就用了个新名字，叫金钊夫。

可能谁也没想到，这两个人会用这样一种方式再次碰头。

为了搞反共活动，张国焘照着戴笠的指示，挑好地方和人，忙着准备培训班。这时候，项乃光就成了他的好帮手，被安排做培训班的教务头头，专门管政治课的“思想改造”任务。

那时候，特研室已经有点规模了，它藏在重庆磁器口童家桥那儿。项乃光一来，特研室就更加强大了。没过多久，戴笠就派他们俩训练出来的特工，偷偷跑到各地去跟中共党组织搭上线，进行秘密活动。

住在别人屋檐下，就得帮人干活——从1941年开始，项乃光就被安排到华中地区，执行对抗共产党的任务。

没错，就算项乃光如此卖力地充当军统的走狗，戴笠仍旧对他心存疑虑。在执行任务那会儿，特意安排了个特务张倩君跟他一块去，表面上说是搭把手，实际上就是为了盯着他。这样一来，项乃光再怎么机灵，也只能老老实实按吩咐行事。

项乃光到了鄂北，立马就领着特务们，把襄阳当成据点，跑到随县、枣阳那块地方搞起了特务工作。

那时候，特务们是怎么揪出中共成员的呢？项乃光想了个招儿，他让特务混进年轻人里头去打听，看谁思想开明，谁跟中共有过瓜葛，一旦盯上谁，就立马动手。

例如，他们会动用个人关系，承诺升官发财来诱惑目标；要是对方不上钩，就会耍起恐吓、威胁这类下三滥的手段，把对方抓起来，企图一步步瓦解甚至消灭中共党组织。

反正，那时候项乃光就是靠这些卑鄙的手法，把鄂北地区的中共党组织搞得一团糟，损失惨重。

1942年，他遵照戴笠的安排，跑到了安徽地方，继续对中共搞特务行动。那时候，他在安徽界首搞了个培训班，培训完后就把这些人送到中共的根据地里头去搞破坏，真让我党伤透了脑筋。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赶紧动手准备打内战。为了偷偷攻打山东和华中解放区，他专门搞了个“徐州行营”。项乃光就被派到那儿搞情报了。说来也巧，那时候何基沣的部队也归徐州行营管。

何基沣和中共关系不错，所以项乃光以前就对他有过不满。

现在他对何基沣的盯梢更紧了，直接跑到何基沣的部队里去查他有没有听解放区的广播，想摸清何基沣心里怎么想。这么做把何基沣惹毛了，两个人直接杠上了，冲突当面就爆发了。

从他们俩以前的经历瞧，蒋介石明显会更站在项乃光那边。所以，没过多久，何基沣就被上司找了个由头，名义上是升职，实际上却把兵权给收了回去。

【三、内战当中的丑恶嘴脸】

在解放战争那会儿，东北地区可是个重中之重。所以1947年的时候，蒋介石为了让东北的军事力量更强，就把项乃光给调回去了，还让他当上了保密局长春站的少将站长。

长春站在保密局的外勤部门里，是个顶级的情报站点，算是东北那边最关键的特务窝点。因此，项乃光手头上掌握了指挥整个东北特务活动的大权，那段时间他可真是风光无限好啊。

那时候，他心里头就琢磨着怎么干出点大动静，好让上头能多看重他几分。所以一到长春，他就赶紧找人搭桥，认识了解放区哈尔滨邮电局的胡凌云，让这家伙帮自己忙。接着，他就让胡凌云借着工作上的方便，偷偷弄了个特务用的秘密电台。

没过多久，项乃光就在哈尔滨悄悄建好了一个秘密通讯站，这让他兴奋不已，还在长春办了个大酒席来庆祝。可他那时候压根不知道，胡凌云其实是我们党的反间谍人员。他正美得不行呢，哪想到自己已经一脚踏进了我们的圈套，他们在哈尔滨干的那些事儿，几乎都让我们给盯上了。

项乃光在长春搞了不少特务活动，专门对付解放军。他不仅想办法渗透到中共党组织里，还拉拢了不少从各地跑来的土匪和地主武装，让他们为自己所用。这些行动搞得挺广泛，影响也不小。

他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凑在一块，搞了个队伍，号称“吉黑义勇总队”。这个队伍就是专门去解放区捣乱、搞破坏的。

另外，他悄悄弄了个“特别秘密处”，专门负责协调那些特务单位。这个部门主要是盯着国民党里上校级别以上的军政大官，谁要是被抓、被囚、被杀或者被放，都得经过他们自己的行动队来动手。

这时候的项乃光，可以说是管着长春整个军政方面，手里攥着当地的大小事务决定权。

那时候，他总是动不动就用自己手里的权力，说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其实就随便派纠察队、宪兵团到处搜捕老百姓。只要他觉得谁是“不稳定分子”，二话不说就给杀了。记得1948年有次大搜查，光是被怀疑的人就抓了4000多个。

长春快解放那会儿，项乃光手下的特务还在到处杀人。他们抓了不少地下工作者、进步人士，还有无辜的老百姓，总共杀了200多人，这事儿真是坏透了......

1948年那会儿，解放军把长春围得水泄不通，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项乃光心里头那个慌啊，整天提心吊胆的。他觉得，再这么干等着可不是办法，得想办法跟守城的军队一块儿冲出去。打定主意后，他就赶紧跟新七军、吉林师管区那些部队搭上线，然后就开始偷偷摸摸地准备起来......

那时候，项乃光天天一早都带着手下到广场上骑马，表面上说是为了强身健体，其实心里打的是别的算盘。他这人老谋深算，早就把武力突围可能失败的情况给想过了。要是真失败了可咋办？投降是绝对不可能的，那就只能化妆逃跑。所以，他得先摸清楚逃跑的路线。

辽沈战役打赢后，东北那边基本尘埃落定了，国军那边也撑不住了，要不就早点起义，要不就战斗前开溜。看着局势越来越糟，郑洞国把高级军政的头头脑脑们都叫来，一块儿商量咋办。

那时候，负责长春守卫任务的新七军副头头说了：“现在想冲出去，那是不可能的，到头来只会让好几万人白白送命罢了。”

一听这话，项乃光火冒三丈，直接伸出手指着副军长，大声斥责：“咱们得赶紧突围，就算硬拖也得把队伍带到长白山打游击。新七军难道就这么窝囊吗？”

新七军不合作，让原本打算的突围计划只能先放一边。但项乃光还不想放弃，他直接去找了吉林师管区司令李寓春，这人跟他有点交情。项乃光跟李寓春讲了讲，说他们有两大把握能成功突围。

首先，我自己打了八年抗战，积累了不少打游击的经验；其次，我们这股力量小，单独行动起来很方便快捷。

李寓春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最后就被他说动了心，打算趁着黑天带着队伍冲出去。那天晚上，他们打算从宋家洼子那边突围，可没想到城外的解放军早就想到了这一手，防守得严严实实的，一点空子都不给留。没办法，李寓春只好又带着人回了城里。

“美好计划”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彻底泡汤，李寓春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更让他崩溃的是，正当他想办法突围的时候，项乃光却瞅准机会，用了个假身份证，还弄到了张能穿过解放区去沈阳的路条（据说是通过走后门搞到的），带着几个心腹，乔装打扮后偷偷溜出了长春。

项乃光特别擅长谋划，给我党制造了不少大麻烦。他在东北是国民党的大特务头头，而且他成功逃跑，这也算是解放长春时的一个大疏忽。

那时候，东北局在行动汇报里头提到：“这回接收敌军投降时，本来有机会让敌方把那几个出名的特务老大给交出来……但因为之前没留意到这一点，结果长春的几个关键特务大佬，比如项乃光、袁晓轩他们，都没能抓到。”

北平解放没动刀兵，项乃光又一次溜之大吉，随后跟着蒋介石一口气跑到了台湾。到了那儿，项乃光重操旧业，他当过保密局台南站的站长，还被派到香港，负责搞了不少针对大陆的反共活动。

【四、后续】

在台湾，让人意外的是，那个叛徒项乃光，居然变成了讲解中共相关问题的所谓专家。

那时候，为了给国民党造大声势，他亲自搞起了几本刊物和书籍，像《中共年报》、《中共月刊》，还有个《大陆各阶层心理剖析》。后来，他还在不少大学和研究机构当上了专家，到处去给人上课讲座，事业上依旧混得风生水起。

不过，工作上的成就再大，也填补不了心里的那份空虚。一个人躲在孤岛上，项乃光心里头还是老想着老家。

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听说国民党的最后一任长春市市长尚传道要去长春参加民革的一个纪念活动，项乃光就拜托他，给长春的领导带了个口信，说想求得同意，回长春瞅瞅。

晚年时期，项乃光对大陆的统战策略仍然保持高度警觉，他多次站出来公开发声反对，催促当局得加强戒备。并且在好几次策划“反攻大陆”的秘密行动中，他都担当了核心策划者的角色。

项乃光有了这个想法后，我们这边一听到消息，就大方地回应说：随时欢迎他来长春玩。可惜啊，项乃光没能等到回家的那一天，还没出发就因为重病在台湾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