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揭秘：胡乔木评李锐

来源：红色文化网

载于80年代

作者丨徐庆全

所载内容仅反映作者个人立场，旨在研究与讨论之用。本平台旨在资料交流，恳请各位读者以理性态度阅读。

多方了解，甄别筛选。

尊史求真

徐庆全按（本网已压缩）这份谈话记录由培森同志转交于我。记录内容涉及1985年5月6日胡乔木同志与《张闻天选集》编撰组的张培森及施枯寒两位先生的对话。谈话由张培森同志负责记录与整理，并以《胡乔木同志的谈话》为题。谈话的核心内容是对李锐先生撰写的《重读张闻天同志的<庐山发言>》一文的评价。记录的整理工作亦由张培森同志亲自完成。

关于我对张闻天的回忆之文，已对你们精心整理的稿件进行了些许修改。还请各位审阅，看是否有进一步的完善之处。待你们完成后续工作后，我亦将再次审视全文。

请各位注意，此次召见你们还有另一项事务。李锐同志送来了一篇回忆文章，是应刘英同志之邀所写，内容涉及庐山会议时期的张闻天。他写信要求我审阅，但我并不希望收到此类信件，也不愿与他保持联系。显然，你们在寻找合适人选时出现了偏差。刘英同志对此情况也不甚了解，撰写这样的文章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文章内容实际上是在对毛主席进行攻击，主要问题即在此。这样的文章究竟有何益处？你们是否曾思考过这一点？你们竟然未能察觉其中的问题，可见你们的水平实在令人担忧！至于李锐同志的文章，我无法进行修改，他的记忆力强，收集的资料也相当丰富。

“竟有人将录音藏在口袋里，最终在中央会议上以此攻击我，我竟不知这些言论出自何处，真是荒谬至极！今日与诸位的交流，我已是坦诚相待。”

大家的政治敏锐性有待提高，这并非全然是你们的过错，毕竟诸多事务你们尚不知晓。李锐同志是经陈云同志举荐，被委以组织部副部长重任，也是陈云同志亲笔写信给书记处，促使他接受此任的。他与王若水、黎澍等人属同一阵营，李锐的立场甚至比王若水更为坚定，可谓是他们的坚定支持者。曾有人向中央几位同志建议，不要再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他们竟不假思索地予以赞同。

我对李锐的这篇文章深感抵触，推迟阅读了好几日，阅读后整夜未能安眠，噩梦连连，颈椎酸痛（声音颤抖，泪流满面）。文章中对毛主席进行了攻击，将我党描绘得不堪入目，造成了国内外、党内外极其恶劣的影响。结果是他自己声名鹊起。难道文艺创作不应关注社会效果吗？你们在创作时是否也考虑到了社会效应呢？

李锐撰写的文章中充斥着大量内部资料，其中不乏党的机密文件。若被国外人士得悉，必将视为珍宝。文中提及庐山会议的“议定记录”，实则不存在此类文件，仅存会议纪要（依据档案馆保存的草案，所谓议定记录仅为会议纪要的别称）。此外，文章宣称张闻天担任总书记一职，但中央文件明确指出并无此职位。这种行为无疑是混淆视听。

关于他的文章，我无法给出回应，亦无意作出回应。大家看看该如何处理此事？张培森提及，李锐曾亲口言及曾将文稿呈递《人民日报》审阅，而《人民日报》亦表示难以立即作出决定，因此他转而将稿件呈交给了您审阅。你们观念不够开放，殊不知《人民日报》正巴不得刊登这类文章呢。你们难道不清楚吗？李洪林的文章已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苏绍智的作品更是登上了第二版，难道你们对此毫不知情？至于李锐的这篇文章，我打算向《人民日报》提出投稿建议。

纵然文章是李锐寄予我之手，而非诸位，然而始作俑者仍是你们。张培森提到，编纂回忆录的想法是在整理选集的过程中，应老同志们的提议而生的。如此大规模地邀请众多作者参与，实属不妥。对于李锐所写文章的传播效果，你们是否有过深思熟虑？难道你们不能只是张闻天的追随者，而非盲目地将其神圣化，过分抬高他的地位，须知他也有过失误。事实上，至今仍有不少人对张闻天持批评态度。比如陆定一就会发表文章提出质疑，这给中央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在撰写文章草稿时，不宜将张闻天与其他领导人简单类比，指出其既有弱点又有优点。对于刘少奇，亦不应草率地进行比较。二者应有所区分，不宜一概而论。

李锐的这篇文章如何处理？我暂时不回复。请你们向刘英同志详细说明情况，并由她来回应李锐。

在各位提出宝贵意见之后，我将对文章进行审阅，并根据反馈进行相应的修改。

附：胡乔木致张培森

一封信

【摘要】胡乔木信中写道：李锐同志曾在某晚莅临我们的住所，参与了一次轻松的闲聊。在那次交谈中，我畅所欲言，言辞颇为犀利。尽管我们平日里也常相聚，他将我们对话的记录整理进了日记，这最终成了我的指控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闻天同志并未出席那场特定的谈话。

致张培森

1985年3月10日

培森⑴同志：

三月五日的来信及《张闻天选集》的印稿全套等物，均已及时收到。近期事务繁多，事务缠身，因此回复延迟，敬请见谅。

闻天同志所述庐山会议期间的一桩往事，确为事实。彼时，我与陈伯达、田家英、吴冷西同住一院，位于道路北侧。闻天同志在往返于住所与小组会地点时，常需经过此处，因此曾多次莅临我院。有时，他恰逢我们三人于室内闲聊，亦会加入其中，但多数情况下，他更倾向于与我单独交谈，且因路途所限，谈话时间亦不长久。此情形持续至会议前期。然而，随着毛主席就彭德怀同志的信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氛围骤然紧张，此类接触便随之终止。

我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与他不谋而合，然而在小组会议中，我未曾进行过系统的发言，绝大多数意见都是在私下里交流的。李锐同志曾于一个夜晚莅临我们的住所，与我们畅谈。那晚，我言辞犀利，表达了许多尖锐的观点。尽管我们时常相聚，他总会将我们的对话记录于日记之中，这些话语日后竟成为了我的指控。然而，那次谈话中，闻天同志并未在场。彭信初文件发布之际，众多同志尚难以把握毛主席的旨意，闻天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想必正是在此背景下发表的。

在预感一场激烈斗争即将来临之际，彭某将黄克诚、周小舟、李锐等人牵涉其中，然而这一切都是后续的故事。我向张少告知此事，然而他依旧依照先前准备的稿件进行演讲。张在发言中提及，毛主席曾强调“泄虚气”的重要性——此语意指气虽可激发，却不宜轻易泄散，所谓“虚气”非指真正的实气，此乃会议初期所论及的观点。在随后的团队会议中，有人曾追根究底询问此话的来源，张明确回应称系从本人处听闻，事实确实如此。

毛主席发表讲话后，会议氛围迅速变得紧张起来。张因此次发言，被纳入所谓的“军事俱乐部”成员之列，会议的决议也因此特别提到了彭、黄、张、周的名字。这是我目前所能回忆的大致情形，具体细节已经无法精确回忆。我认为这些内容无需纳入张文集的注释之中。

请今后来函，免用“尊敬的”、“崇高的”等字眼，实不敢当。

胡乔木

三月十日

⑴张培森，原名培森（1931年——），籍贯江苏镇江。现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组长。他在1985年3月5日致胡乔木的一封信中，就1959年庐山会议的一段历史事实提出疑问，并寻求澄清。

⑵《张闻天选集》于1985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⑶张闻天，亦称闻天，在庐山会议期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及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庐山会议，涵盖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8月2日至16日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其中，“一件事”特指张闻天在1967年5月17日所撰写的一份材料中提及的事件：在庐山会议期间，大约在7月21日前后，胡乔木通过电话传达指示，要求在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对存在的问题尽量少提；而在庐山住所附近的路上偶遇时，胡乔木再次强调：“让我少提问题……中央意图反右，请先行告知一声。”

⑷陈伯达，在庐山会议期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并肩负《红旗》杂志总编辑的重任。

⑸田家英先生，自1948年至1966年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一职。在庐山会议期间，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⑹吴冷西，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及总编辑，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

⑺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士。在庐山会议期间，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要职。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就大跃进、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及错误，致信毛泽东。次日，毛泽东将此信冠以“彭德怀的意见书”之名，并指令中央政治局常委就信件性质进行讨论。

⑻李锐（1917-2019），湖南平江人士。在庐山会议期间，担任水利电力部的副部长职务。

⑼黄克诚，在庐山会议期间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身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之职。

⑽周小舟（1912-1966），湖南湘潭人士。在庐山会议期间，他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要职。

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四位同志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问题持有相似见解。毛泽东同志将他们比喻为“军事俱乐部”。

会议作出决议，即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核心的反党集团的错误决议》。

[本文摘自《胡乔木书信集》，由人民出版社于2015年第二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