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党内创始人，却投奔戴笠，晚年两次求饶，主席都同意了，他为何宁愿冻死也不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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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拉兄弟一把！”

1956年，一封信从香港辗转到了北京，信里的内容让人五味杂陈。

写信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国焘。

党的一大代表，红四方面军的头号人物，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信里说他穷困潦倒，病痛缠身，想回大陆休养。

主席那边很快回了话，同意了，但开出一个条件。

所有人都以为这事儿板上钉钉了，可张国焘的回复，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01

要说这张国焘，这起点的剧本，拿的是真好。1897年，他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富裕的乡绅家庭。他爹不光在地方上做官，还精明地经营着好几家店铺和钱庄。

这叫什么？这叫不光有权，还有钱。搁在那个年代，这就是妥妥的顶层设计。张国焘作为家中的长子，那更是宝贝中的宝贝。

从他记事起，过的就是“众星捧月”的日子。家里人宠着，外人捧着，周围全是夸赞的声音。这种环境里泡大的孩子，你懂的，自信心是爆棚的，同时也让他对那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产生了近乎偏执的迷恋。

他爹对他期望值拉满，5岁就重金请了先生，送进私塾读书。不光是读四书五经，他爹还经常亲自下场，教导他各种政治、时局的知识。

你还别说，张国焘也确实是块料，脑子灵光，很争气。1916年，轻轻松松就考入了当时的顶尖学府——北京大学。

那是什么地方？那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全中国思想最活跃、最激进的年轻人扎堆的地方。张国焘一头扎进去，简直是如鱼得水。

他很快就接触到了各种进步思想，整个人都被点燃了。他不再是那个只知道之乎者也的乡绅少爷，他开始在北大校园里发表演讲，带着同学们上街游行，成了学生里头威望相当高的领袖人物。

五四运动爆发，他二话不说，冲在了最前面。

这期间，他受了李大钊先生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信仰，可比他之前在学校里搞的那些活动要深刻得多。

1920年，他正式加入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第二年，他就作为代表，出席了党的一大会议。

那一年，张国焘才24岁。24岁，别人可能还在为找工作发愁，他已经站在浪尖上，成了这个国家新航程的奠基人之一。这份资历，放眼望去，没几个人比得了。

02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张国焘凭着这份资历和在北大的威望，地位是噌噌往上涨。但他骨子里那个“刚愎自用”的毛病，也开始藏不住了。

1927年，南昌起义前夕，他作为中央特派代表被派去江西南昌。这身份，分量极重，是去“主持”武装起义的。

可他到了南昌，不知道怎么回事，曲解了中央“起义要慎重”的意见。他一到，就要求重新讨论起义的必要性。

这下可把前线的指挥员给急坏了。幸好那会儿起义部队都已经调动到位，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一个人也拦不住这股大势，最后只能“少数服从多数”，眼睁睁看着起义打响了。

这事儿吧，办得就很不地道，差点就耽误了大事。

1928年，组织上觉得他这个思想状态需要再“锤炼”一下，就把他安排送去了苏联，让他去“纠正思想”，好好学习。

1931年，张国焘从苏联回来了。组织上依旧对他委以重任，派他去了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

这回，张国焘可算是到了自己的“舒适区”。

必须承认，这人的能力是真不差。他到了鄂豫皖，大刀阔斧一顿操作，红四方面军被他带得风生水起。队伍越打越强，从刚去时的1.5万人，迅速发展壮大，根据地也日益扩大。

那段时间，红四方面军成了三大主力红军里头，发展最快、最强的一支。

张国焘在根据地的威望，也达到了顶峰。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个“顶峰”上。权力这东西，真是个试金石。随着队伍壮大，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里的威信也成了“绝对威信”。他开始觉得，自己才是这个摊子的绝对核心。

为了巩固这种“绝对”，他开始在鄂豫皖根据地，大搞“肃反”运动。

这场运动，就是“白雀园肃反”。根据一些资料显示，这场运动的规模相当惊人。为了清除所谓的“异己”，他把手伸向了那些和他意见不合、或者他“看不顺眼”的同志。

当时红四军的总人数并不多，但他搞的这场运动，据说波及了至少2500名红军指战员。

里头不乏战功赫赫的优秀指挥员，比如许继慎、周维炯等人。

而且，手段极其残忍。为了拿到所谓的“口供”，什么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捆绑吊打…就是要把人屈打成招。

这一下，整个根据地的气氛都变了。那个一腔赤诚的爱国青年，那个北大的高材生，内心里已经发生了质变。

他这是在用同志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他手里的权力越大，他心里的欲望就越膨胀。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根据地的负责人，他想要更多。

03

1935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两军会师，这本该是天大的喜事。但张国焘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

他看了看刚走完长征、人困马乏、人数只剩不足3万的中央红军；又回头看了看自己手下兵强马壮、近8万人的队伍。

这个数字对比，让他彻底飘了。

在随后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当中央提出集中主力北上，建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方针时，张国焘当场就表示了不同意见。

他反对北上。他觉得北上是“逃跑”，南下四川才是“出路”。

这已经不只是简单的路线分歧了。

他仗着自己“兵强马壮”，开始公然向中央要权。他觉得，凭什么他的人多，反而要听人少的？

这个逻辑，就透着一股子“山大王”的味儿。

最后，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举动——他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命令，直接带领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摆出了要“另立中央”的架SE。

这就不是意见分歧了，这是在动摇根本，是在分裂。

虽然经过党内其他同志的反复劝说和调停，加上他南下作战打得并不顺利，最后他还是不得不带着队伍北上。

表面上看，他放弃了那个“另立中央”的荒唐举动。

但所有人都明白，他心里那颗不满和叛变的种子，算是彻底埋下了。

即便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组织上还是念他早年的功劳，以及他手中掌握的部队，一直在教育他、挽救他，仍然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代…主…席…等要职。

可谁都不知道，他那时候，已经悄悄跟国民党那边勾搭上了。

04

张国焘这边正郁闷呢，蒋介石那边可就闻着味儿了。

国民党向他递来了橄榄枝，许诺给他高官厚禄。

张国焘本就对中央不满，再一想自己跟着红军过苦日子，吃了那么多“亏”。两相一对比，他心里的天平彻底歪了。

他不想再过那种“苦日子”了，他怀念在北大当学生领袖、在鄂豫皖当“土皇帝”的那种“众星捧月”的感觉。

1938年4月，他找了个机会，脱离队伍，一个人跑了。

他投靠了国民党。4月18日，他被正式开除党籍。

刚过去那会儿，张国焘的日子，确实是他梦寐以求的“光鲜亮丽”。

蒋介石把他当成一个“重大战果”，对他很是“重视”。马上让军统头子戴笠派人“保护”他的安全。

这“保护”俩字，你细品。

戴笠那边也是会来事儿，立马给张国焘安排了豪宅、配上了豪车。

一时间，来拜访张国焘的国民党达官显贵、社会名流络绎不绝。这种感觉，正是张国焘最迷醉的。

为了显示“诚意”，国民党还给了他一个“军统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主任”的头衔，挂了个“少将”军衔。

但蒋介石也不傻。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张国焘能为了名利背叛共产党，保不齐哪天就能为了别的，再背叛他国民党。

留着他，唯一的价值，就是看看他能不能利用以前的身份，劝降几个共产党员，或者在内部安插点眼线。

张国焘为了表忠心，也立下了“军令状”。他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能让大批共产党员“弃暗投明”。

他哪知道，他这个“叛徒”的名声，在党内早就臭大街了。

他一封封劝降信写出去，全都跟石沉大海一样，一点回音都没有。以前的那些老部下，一听是他的信，估计都嫌脏手。

这下张国焘就尴尬了。

戴笠一看，嘿，闹了半天，你小子是个“废品”啊，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立马翻脸，把他所有的优待都给取消了。

国民党里头，也有不少人打心眼里瞧不起他这种叛徒行为，认为他这人毫无气节，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

张国焘这下傻眼了。权力没捞着，名利也没到手，反而成了人人唾弃的对象，活像个丧家之犬。

他只能挂着那几个闲职混日子。这时候他估计心里也后悔，要是当初不走那一步，凭他的资历，哪至于混成这样。

尤其到了解放战争后期，眼看着共产党这边越打越强，国民党那边日薄西山。张国焘的心情，那叫一个五味杂陈，估计肠子都悔青了。

05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蒋介石本就没想带上张国焘这个“废棋”，压根就没他的名额。

张国焘是真怕了。他怕留在大陆遭到清算。于是，他趁着兵荒马乱，想尽办法，自己偷偷溜到了台湾。

可到了台湾，国民党更没人搭理他了。

他彻底成了边缘人，连个工作都不给安排。甚至，他自己掏腰包置办的房产，还被国民党给强行征用了。

这下他算看明白了，台湾这地方，也容不下他了。

无奈之下，1949年底，他只能灰溜溜地搬到了香港。

在香港，张国焘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给报社写点稿子，赚点微薄的稿费维持。

到了50年代初，他不知道听谁说的，动了“投机”的念头。他拿出全部家当，一股脑全投进了黄金市场。

他大概是想“赌”一把，一朝翻身。可他这辈子，赌运好像就没好过。

结果可想而知，他赔了个血本无归。

这下，一家人的生活是真过不下去了。走投无路之际，他想到了回大陆。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1956年，他给毛主席写了第一封信。说自己很愧疚，贫病交加，希望能回大陆休养，继续做点贡献。

他这心理素质，是真过硬。当年当了叛徒，这会儿还能张开嘴求情。

让人没想到的是，主席那边很快回了话：同意了。

念在他早年确实有过功劳，组织上愿意给他一个机会。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张国焘必须给中央提交一份深刻的检讨书，保证自己会改过自新。

按理说，他犯了那么大的错，写份检讨算什么？

可张国焘不干。

他这种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压根就不是真心悔过。他只是日子过不下去了，想找个“接盘”的。

一听要写“检讨书”，他那点可怜的“面子”又上来了。他觉得这是在“羞辱”他。

于是，他以自己“身体欠佳”为由，拒绝了。

这事儿刚过没多久，美国中情局又找上门了。他们觉得，张国焘这个“党的一大代表”，肚子里肯定有不少“猛料”。

张国焘呢，哪有不从的道理。他再次做了“叛徒”，把自己知道的那些，不管是过时的还是没用的信息，一股脑全抖落了出去。

美国人给了他一笔酬金，他的生活暂时好过了一点。

但他脱党太久了，知道的那些东西，早就没啥价值了。没多久，美国人也觉得他是个“废品”，又把他给踹了。

到了1958年，张国焘的日子又过不下去了。

他再次厚着脸皮，给中央写了第二封信。还是老一套，说自己想回大陆安度晚年，希望组织能给点生活补助。

主席那边，又同意了。

这宽容程度，真是没话讲。

但还是有一个条件：“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予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

这条件，够宽容了吧？就是让你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断干净。

可张国焘又犹豫了。

他这时候还觉得，美国人那边说不定以后还能再给点钱。他舍不得断了这条“财路”。

为了这点蝇头小利，为了这点虚无缥缈的“后路”，他第二次拒绝了回国的机会。

到了60年代末，他怕自己遭到清算，带着老婆跑到了加拿大，投奔他的3个儿子。

可他的儿子们在那边过得也不宽裕，仅够勉强度日。

张国焘两口子，最后只能住进了当地的免费养老院。

加拿大的免费养老院，条件可想而知，好不到哪去。

张国焘身子骨还行的时候，倒也能自己照顾自己。但到了1976年，他中风了，瘫痪了，生活不能自理，每天只能在轮椅上。

即使这样，儿子们也没能力把他接回家里负担，他只能一直待在养老院里。

1979年，加拿大的冬天格外寒冷。张国焘刚过完82岁生日，他想去儿子家里度过这个冬天。

但儿子们都不愿意额外背上这个负担，又把他送回了养老院。

12月2日深夜，病床上的张国焘在翻身的时候，被子和毛毯都掉到了地上。他多次按铃叫护士，但根本没人搭理。

等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时，张国焘已经在多伦多的寒夜中，被活活冻死了。

他死后，他的孩子连丧葬费都拿不出来。

这家伙也真是个人才，从北大高材生、党的一大代表，混到最后要靠对手的儿子出钱安葬。

他一辈子都在算计，算计权、算计利，总觉得自个儿是天选之子，别人都得围着他转。

他以为“面子”比天大，为了那点虚无缥缈的“面子”，两次拒绝了回家的路。

他以为投机黄金能翻本，以为巴结美国人有后路，结果呢？算来算去，把自己算计到了冰冷的养老院。

你说这图啥呢…1979年12月，他死在多伦多，82岁。那3500美元的丧葬费，成了他这一生最后的一个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