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反革命”陈里宁事件真相

陈里宁的声名鹊起，恰似疯狂年代的催化剂。彼时，北京各单位的造反派纷纷将陈里宁视为“左倾”的象征与政治筹码，他所至之处，无不彰显着造反行动的坚定与激进。

王广宇寻了多年那名沉默疯子。

这位狂放之士昔时声名显赫，然岁月流转，其名逐渐被时光掩埋。

人们初次接触到这位狂人的形象，是在1967年天津人民话剧院上演的话剧《新时代狂人》中。彼时，“文革”期间，造反派的势力日益壮大，话剧团将路线斗争的元素搬上了舞台。该剧在北京友谊宾馆剧场连续上演数日，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这部话剧描绘了一位遭受“政治迫害”的个体，其名为陈里宁，他被囚禁于精神病院之中。若非他始终如一地对抗某位人物，他或许难以一夜之间声名鹊起，而他随后的命运亦如过山车般起伏不定。

在“文革”的开端，伴随着刘少奇同志遭受全面批判，造反派迫切寻求群众的力量作为他们的锐利武器。受到斯大林将持有不同政见者送入精神病院事件的启发，红卫兵们开始广泛检索过去的精神病院病历。

于是，他们锁定目标，陈里宁这个狂人，只因他公然对抗刘少奇。

此后，陈里宁因被誉为反抗刘少奇的英雄而声名鹊起，无人关注他是否真的疯狂。

新生和逆转

1933年，陈里宁在南京降生。他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宪兵，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全家人被迫返回了湖南湘潭的故里。

20岁，陈里宁命运逆转。

彼时，他尚就读于初三。某日，班主任特地找他进行了一番个别交谈，提及湘潭市委有意从在校生中选拔工作干部，而学校方面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早已加入了中国共青团，若能至市委任职，于其家庭而言，无疑是莫大的荣耀。

在那个时代，人们纷纷寻求全新的自我认同。然而，出身这一与生俱来、难以抹去的标签，始终如影随形。

怀着对新生力量的感激之情，陈里宁在市委的岗位上勤奋耕耘，其工作能力与文字功底得以迅速提升。在中共湘潭市委常委的会议中，他承担起记录与整理的任务，工作效率之高、质量之优，令人称赞。组织上对他充满信任，甚至有时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报告也交由他来执笔起草。

1954年，陈里宁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自此，一切似乎都在光明与平稳的道路上稳步上升。

某日，陈里宁偶然间获睹一份内部文件——《关于清理要害部门之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对于要害部门的工作人员，一旦其亲属涉及国民党军统、宪兵或特务身份，均应予以清除。

这份文件，犹如一声当头棒喝，瞬间击溃了陈里宁对新社会怀抱的所有热情与斗志。他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宪兵，因历史反革命罪和现行罪行，被判入狱15年；祖母在土地改革期间选择跳水自尽；姨夫身为国民党警察局长，在建国初期便被枪决。

这项指令仿佛专为陈里宁量身打造。从他的身份和背景来看，显然不适合在核心部门任职，简直就是被淘汰的典型。这一事实从此在陈里宁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实则当时党组织对他并无特定见解，然而敏感的陈里宁却难以抑制内心的猜疑，时常感觉组织在暗中关注着他。

笼罩在沉重的心理阴霾之中，陈里宁的胃口日渐消减，夜晚难以安眠，频繁从噩梦惊醒，终至精神疾患。

飞越疯人院

1963年，陈里宁被送入了精神病院。两年之后，他得以出院，然而其行为依旧异常，与人交谈时总会发表对刘少奇的反感言论，指责刘少奇品德败坏，认为他出访印尼之举有损国家形象，并且逐一列举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五十余处错误。彼时，刘少奇身为国家主席。湘潭市委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不知如何应对这位行为古怪的患者。

此刻，陈里宁已将“反刘”之事直报中央。他四处散播对刘少奇的反对意见，并持续向湖南省委及中央写信，对刘少奇进行批判。彼时，负责公安部的副总理罗瑞卿在收到信件后，对此事作出批示，要求深入调查。

陈里宁不久后入狱秦城监狱。

抵达北京之后，陈里宁的精神病症再次多次发作。最后一次病情恶化，他被紧急送往了红卫医院，即如今的安定医院。彼时已是1966年12月，关于“刘少奇问题”的真相已基本公之于众。

社会各处充斥着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激烈角逐。陈里宁的主治医师金弘敏及护士王志均系红卫医院的造反派成员，他们对陈里宁因反对刘少奇而遭受监禁的遭遇表示同情，并鼓励陈里宁向中央文革小组上书申诉。

与此同时，一群热血的红卫兵小将们亦在寻觅如陈里宁般的人物。他们发现，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克格勃曾将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士关押于精神病院。受此启发，红卫兵们纷纷涌入精神病院，意图寻找那些遭受压迫的异见者。

如此一来，陈里宁得以重见天日。他的过往，无不与红卫兵们对“迫害”的种种想象相吻合。相较于其他案例，陈里宁在平日里思维清晰，言谈亦有条理，这使得红卫兵小将们对“迫害”的信念愈发坚定。

在发现陈里宁的那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与红卫医院的红旗战斗队携手，共同发起了对红卫医院党委的挑战。当晚，在成功夺取权力之后，清华大学红卫兵的领导人物朱起鸣迅速起草了一份呈递至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其中指出精神病院中关押着众多遭受迫害的政治犯。

报告落至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手中，他即刻作出批示，指示派遣专人进行调查，并全面整治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迫害事件。

1967年，关于刘少奇的争议问题公之于众。自此，中央文革小组着手组织并搜集了大量批判刘少奇的文字和言论。陈里宁的时代，由此拉开序幕。

1月7日的午后，一经确认此事属实，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与戚本禹即刻赶赴红卫医院，现场正式宣布对陈里宁的解放。

王广宇，时任中央文革办事组成员，在回顾《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表示，戚本禹于当天归队后，不无赞赏地称赞陈里宁非凡之才。早在60年代初，他就洞察出刘少奇身上的修正主义倾向，并计划将陈里宁从精神病院中解救出来，撰写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

翌日，王广宇受命前往红卫医院，营救陈里宁。遵照戚本禹的指令，陈里宁出院后，被安置于《人民日报》招待所，专事撰写抨击刘少奇的文章。在王广宇的记忆中，陈里宁堪称一位出色的“笔杆子”，其文思敏捷，往往一挥而就，洋洋洒洒两三万字。

然而，陈里宁所撰写的针对刘少奇的批判文章，并未符合戚本禹的预期，因而最终未能得以发表。

陈里宁，未能成为造反派的“笔杆”，于是被调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负责编辑与刘少奇相关的资料。

陈里宁的“事迹”早已广为人知。造反派为其精心制作了一本宣传册，尺寸为16开，命名为《新时代狂人日记》，印数达到数万册，并分发至全国各地。册中收录了陈里宁于1960年代初撰写的日记及部分文章，内容无一例外地聚焦于对刘少奇的批判，彰显出他早已洞察刘少奇实为“修正主义者”，堪称先知先觉。

陈里宁一时间成为新闻焦点。

清华大学内的“造反派”团体前来探望，并诚挚地邀请陈里宁前往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在戚本禹的批准下，陈里宁得以抵达清华大学大礼堂，进行了一场报告。

陈里宁对批判刘少奇的相关资料早已了如指掌，他在演讲时言辞激昂，滔滔不绝，现场气氛异常热烈。清华大学的礼堂内，慕名而来的学生们挤得水泄不通，即便如此，仍有大批充满革命热情的年轻人无法进入。最终，他们只得动用高音喇叭，确保连草坪上的听众也能清晰地听到演讲内容。

这场盛大的报告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中央及地方诸多机关纷纷派遣代表前来邀请陈里宁进行讲座，为此，历史所特地设立了专门的接待办公室。《新时代狂人日记》屡次再版，全国范围内的翻印数量更是多不胜数。陈里宁的报告录音带也在全国范围内流传，甚至深入到农村地区。

恰逢此时，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编排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盛赞了陈里宁的“事迹”，该戏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短短数月间，陈里宁的名声迅速传遍全国，他甚至收到了来自北京大学以及内蒙古的求婚信件。

无处安置的棋子

陈里宁的声名鹊起，恰似那个狂热时代的催化剂。北京的众多单位中，造反派将他视为“左”倾势力的象征与政治筹码，他所至之处，无不彰显着当地造反运动的坚定与激烈。

彼时，造反派内部亦分诸多派系，未邀请到陈里宁的那些派别，逐渐对陈里宁生出了反感。他们不禁怀疑，陈里宁是否真的持有反对刘少奇的观点。随着他提交的批判报告日渐增多，对陈里宁的抨击也愈发激烈。

持反对意见者指出，陈里宁亦曾公开反对毛主席，并对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进行篡改，这一不利消息迅速传遍开来。中央文革小组对此事高度重视，戚本禹特地指派王广宇负责调查陈里宁的个人档案。

王广宇注意到，陈里宁在批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时显得极为杂乱无章。他将恩格斯和毛泽东的名字擅自更改为“陈里宁”，在文本中还将“辩证唯物主义”替换成了“马克思主义”，并将“无产阶级”一词替换为“工人阶级”，甚至更改了一些连接词，仿佛意图将之变为自己的作品。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特殊时期，此举堪称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罪行。

精心塑造了陈里宁这位“英雄”形象的戚本禹，此刻也按捺不住了。他先是限制了陈里宁的报告活动，察觉局势失控、难以掌控后，便将陈里宁调离北京，使其远离斗争的漩涡。1967年4月，陈里宁化名为李明，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前往保定地区徐水县进行调研。在出发前，王广宇反复叮嘱陈里宁，切勿参与农村的任何运动和活动，不得外出做报告，尤其绝对不能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陈里宁对组织对重新任用的重视程度显而易见。他抵达农村不到一周，便迅速寄回了长达一两万字的调研报告，此后更是接连寄送了两次。然而，陈里宁发现，这些调研材料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应。无奈之下，他向中央文革小组致信，在信中他谨慎地询问组织对他的调研工作是否满意。王广宇虽未能仔细审阅他的材料，却还是回信给予了他鼓励，并劝他继续深入调研。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陈里宁接连撰写了近20万字的汇报和信件。

1967年7月，一名女学生偶然发现其毛巾上绣有“陈里宁”三字，随之，陈里宁的身份便公之于众。

消息如风般迅速在徐水这个小城传开。当地领导纷纷前来拜访，热情邀请他进行讲座。陈里宁再度活跃于公众视野，邀请他演讲的人络绎不绝。得知此事后，戚本禹勃然大怒，只得将他召回北京。

王广宇回忆道，陈里宁归返后，他深知自己犯了过失，心情随之变得异常紧张。他总觉得自己心中有愧，对戚本禹的关照感到愧疚不已，精神状态愈发不稳，时常低声反复念叨：“我并非有意为之，我并非有意为之。”

狂人的时代

陈里宁重返北京的消息迅速传开，围绕他的纷争与争议再度燃起。

当时社会上关于陈里宁的争议愈发尖锐，一方坚信其为坚定的左翼人士，另一方则视其为反革命，指责其篡改了毛主席的著作。然而，鲜有人将他视作精神异常之人。

局势已失控于戚本禹等人的掌控之外。戚本禹迫不得已，开始思量将陈里宁安置于疗养院以进行监管。费尽周折选定了一家疗养院，却不料陈里宁坚决拒绝，坚持要求即刻返回湖南。当时湖南正陷入派别斗争的漩涡之中，若陈里宁归乡，无疑将成为各方势力争相利用的棋子。

陈里宁虽反对刘少奇，却也针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了多次攻击。陈里宁的行为中“混乱”成分居多，而“反动”成分相对较少。

今日，陈里宁再次踏入监狱的门槛。更有红卫兵企图闯入狱中，对这位“时代狂徒”进行批斗。

不久之后，王广宇被剥夺了在中央文革小组的职务。四人帮将他指控为参与了对“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的翻案活动的包庇。由于“陈里宁事件”，王广宇饱受长达七年的牢狱之苦，直至1975年方才重获自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王广宇得以昭雪，并加入《红旗》杂志社，该社后更名为《求是》杂志。

随着热度的减退，陈里宁的往事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多年以后，王广宇仍旧孜孜不倦地追寻着那个被时代洪流所改变的狂人，然而陈里宁的去向依旧成谜。对于陈里宁，王广宇的情感交织复杂。在他眼中，时代之变塑造了狂人的命运，而狂人亦以某种方式重塑了他的生命轨迹。

2007年，一位来自湖南的女士找到了王广宇。她自称为陈里宁的胞妹，名叫陈里如，她迫切地想了解在“文革”期间，她的哥哥究竟有何作为。

这位女士为王广宇带来了关于陈里宁的最新讯息。1982年，陈里宁终获平反昭雪，而此时他已在牢狱中度过了长达14年零4个月的漫长岁月。自此，北京大学法学领域的教授们联名发声，呼吁对陈里宁进行精神鉴定。

公安部对陈里宁的情况进行了再次审查，核实陈里宁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已失去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据此，对其刑事责任不予追究，并恢复其党籍，以及原职及工资待遇。重返长沙后，陈里宁重拾平凡生活。在简陋的住所中，他读书阅报，每日散步，亦开始思考个人事宜，着手展开征婚之旅。他仍记得曾有人向他求婚，便逐一回复了那些人的来信。

陈里如向王广宇询问有关其兄长在“文革”时期所留下的印象。王广宇回忆起，每逢相见，陈里宁总显得心神不宁，仿佛时刻自责，紧张与惶恐的情绪显而易见。

王广宇问：往事重要吗？

陈里如语气坚定地强调：“这至关重要，毕竟我的兄长已离世。”

1982年，陈里宁得以昭雪平反，此前他被错误关押长达14年零4个月。公安部对其案卷进行了全面复查，认定陈里宁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并已失去刑事责任能力。因此，对他的刑事责任不予追究，并决定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工作及原有工资待遇。

来源：新闻周刊

陈里宁"摇变"

造反派闯将始末

王广宇

作者注：历经三十七载，那段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甚嚣尘上的“陈里宁反革命案”已成为往事。为了揭开这起已被岁月尘封的公案，身为当事人的我，愿意将案件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来，为后世留下宝贵的史实资料。

为确保历史的真实性，我的叙述不可避免地要提及众多当事人的姓名，这或许会触及那些曾深陷此案、心灵已愈合的同志们敏感的过往。这绝非我之所愿，恳请这些同志能够谅解。当时诸多荒谬之举，皆源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志，许多同志也因此遭受了不幸。

从“反革命要犯”变为“反刘少奇英雄”。

陈里宁，昔日湖南省湘潭县委办公室的一名职员，自六十年代初期便开始向中央写信，撰写文章，对刘少奇进行批判，称其为“修正主义者”。此举最终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他被立案侦查，并被作为反革命要案从湖南转送至公安部，继续接受审查。随后，陈里宁被关押于北京的秦城监狱。大约在1965年，公安部认定陈里宁患有精神病，因此将他转至位于北京安定门外的精神病医院——安定医院（文革初期更名为红卫医院）接受治疗。

文化大革命初期，部分高等学府的红卫兵，不甘局限于校内抗争，纷纷走上社会。他们得知苏联克格勃曾将“持不同政见者”诬为“精神病患者”，进而关押于精神病院进行迫害。受此启发，这批红卫兵便深入精神病院搜寻相关病历，以此为借口，向政法部门发起挑战。

约在1966年年底，驻于红卫医院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及红卫医院中的造反派，梳理出了自1960年代起，数名政治犯被错当作精神病患者遭受迫害的病历资料，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随后上报至中央文革小组。次年年初，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与戚本禹专程前往红卫医院，与清华大学红卫兵及医院内的造反派召开座谈会，旨在深入了解精神病院将政治犯误诊为精神病患者并强制治疗的现象。

翌日，戚本禹向我概述了座谈会的概貌。他提及，在精神病院中，他们发现了一名因撰写信件、文章批判刘少奇而遭公安部门拘捕并囚禁于此的个体，此人名为陈里宁。据陈里宁的主治医生所述，陈里宁实则并无精神病，其因对刘少奇的反对立场而遭受拘押与迫害。他们所见的陈里宁思维清晰，言谈逻辑严密，全然不似精神病患者。

戚本禹赞叹道：“此人非凡，能如此早洞察刘少奇为‘修正主义者’，我自叹弗如。据清华大学红卫兵所言，陈里宁文采斐然，擅长撰文。我意欲将他接出，寻一幽静之地，让他着手撰写批驳刘少奇的文章，此类人物现身说法，批判之力定然强大。然而，陈里宁已被囚禁数载，又在精神病院遭受折磨，其身体状况如何？能否获释？出院后是否还能执笔？此事需与你、造反派及主治医师商议。”

1967年伊始，具体日期我已无法确切回忆，但据中央专案组告知，我初次踏足红卫医院。在那里，我将戚本禹的指示转达给了金弘敏医生（陈里宁的主治医师，她是最先确认陈里宁并非精神病患者的人）及护士王志。金弘敏及同行们回应称，陈里宁确实不存在精神疾病，然而由于长期大量服用药物，她对药物产生了依赖。尽管如此，他们表示陈里宁可以顺利出院。

1967年1月7日，文革小组要员王力与戚本禹亲临红卫医院，正式宣布对陈里宁的解放。

我向戚本禹汇报了商讨的成果。他建议我寻找一个合适的机构来接纳陈里宁。起初，我倾向于选择我曾经的单位——马列主义研究院，戚本禹对此表示赞同，但不久后又生变，他要求改为人民日报社，并声称他已经与唐平铸（文革初期接管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达成一致。

经人民日报那边妥善安排，我与金弘敏、王志取得联系后，便前往红卫医院迎接陈里宁。当天，在医院的一间小会议室，我们召开了一次约有一二十人参加的会议。与会者除了陈里宁，还包括以金弘敏、王志为首的医院造反派成员以及清华大学红卫兵。在会上，我简要说明了撰写关于接陈里宁出院文章的意图，随后将戚本禹赠送的棉衣和我所赠的旧绒裤转交给了陈里宁。此举赢得了会场内热烈的掌声。

此时，陈里宁尚未来得及回过神来。金弘敏便对他说：“还不快道声感谢毛主席，还有戚本禹和王力同志。”陈里宁随即回应道：“毛主席万岁，谢谢戚本禹同志。”我随即将戚本禹赠予金弘敏和王志的红卫兵袖章亲手交予他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流露出羡慕的神色。顿时，全场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我向陈里宁提出了数个疑问，他逐一进行了详尽的解答。根据我当时的观察，陈里宁的眼神略显呆滞，反应显得不够敏捷，且显得有些惶恐不安，然而在回答问题时，他的思维依然保持清晰。会议结束后，金弘敏引见了我与朱起鸣，并介绍他是清华大学的一位教师，同时也是该校红卫兵在红卫医院的责任人，告知我若有任何事务需要商议，可随时与他联系。

我将陈里宁安置于人民日报招待所后，随即向戚本禹进行了汇报。戚本禹向我询问道，你是否觉得陈里宁有精神病的迹象？我回应道：在我看来，他并无精神病症状，只是显得有些迟钝，眼神略显呆滞，这或许是他长期遭受迫害所留下的心理影响。

二、陈里宁篡改毛主席著作问题

几天以后，戚本禹告诉我，有人反映，陈里宁除了批刘少奇以外，还有批毛主席著作的问题。你去把他档案调来看看，若有批判毛主席的问题就不能用他了。我向公安部调陈里宁的档案，公安部告诉我，陈里宁的档案早就被清华大学学生抢走。于是，我就给朱起鸣打电话，他说档案在他手里。我问他档案中是不是有批判毛主席著作的材料，朱起鸣告诉我，只是在毛主席著作中有些批改，看不出有反毛泽东思想问题。我派人把陈里宁的档案取来，给戚本禹送去，他说没时间看，让我看后向他汇报。

我的工作很忙，没时间看这些东西，拖了十来天，朱起鸣催要陈里宁的档案，我才大致翻了翻。总的印象是，他批判刘少奇的著作观点明显，特别是他的日记，反对刘少奇是很明确的。然而他批改的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则很混乱，他把作者的名字如"恩格斯"或"毛泽东"改成"陈里宁"，把"辩证唯物主义"改成"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改成"工人阶级"，或改动一些连接词，大多是用同义语替代原著中的词汇，就变成他的著作了。他还在著作的扉页空白处写"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等口号。

在阅读完毕后，我向戚本禹进行了汇报，提及陈里宁所修改的马恩列斯及毛主席的著作显得杂乱无序，异常态，但并未发现反动立场。据我所知，公安部并未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行为视为他的罪证（尽管在文革期间，对毛著作的任何篡改都视为严重罪行）。戚本禹对此表示疑问，认为陈里宁可能真的精神状态有异，否则他为何会做出如此举动？他建议我再去询问金弘敏等人，深入了解陈里宁为何在批判刘少奇之际，还对毛主席著作进行修改。

我去问金弘敏、王志，他们看了档案之后，认为从陈里宁涂改的毛主席著作情况看，没有明显的反毛泽东思想，但也不像正常人干的事。他们说在医学上有一种叫"间歇性精神病"，即患者清醒时像好人一样，而发病时就处于颠狂、无意识状态，涂改毛主席著作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我认为这种解释有道理，金弘敏提议去问陈里宁，陈紧张地说，我都记不得了，好像有一次给我吃一种药，脑子产生幻想，稀里糊涂地就把毛主席的书乱画了，真的不是反对毛主席。我向戚本禹转述了金弘敏等人的解释。戚本禹也感觉到陈里宁是"有点精神病"，但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多么严重。

不久前，陈里宁出院之际，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迅速行动，完成了两项举措：首先，他们发行了一本名为《新时代的狂人日记》的宣传册，该册子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兵团”的名义出版，内容从陈里宁的档案中精选了他于六十年代初所撰写的日记与文章，极尽赞誉之能事，将他塑造为敢于反对刘少奇的先知先觉的英勇形象。

陈里宁狱中言论

这份小册子在社会上流传甚广，使得陈里宁的名声随之鹊起。朱起鸣曾一次性赠予我多达一二十本。我坚信，陈里宁的平反并非仅仅王力与戚本禹二人的私举，而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决策，因此才会向每一位小组成员分发一本。然而，他们对这本小册子似乎并未引起太多关注或讨论。

其次，在朱起鸣的率领下，清华大学派驻红卫医院的红卫兵群体毅然闯入公安部，强烈要求为陈里宁执行“平反”决议，并发放“释放证明”。

需明确指出，中央文革对这两件事情表示了支持，即便不能算全然支持，至少也未曾表示反对。朱起鸣曾从公安部致电于我，透露公安部正试图推脱责任，玩弄手段，他坚持认为平反与释放问题应由公安部统一处理。他强调，若不能达成所愿，他将誓不离开公安部。

朱起鸣通话结束后，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亦向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拨通了电话，反复阐明公安部为陈里宁开具释放证并无不当，然而作出平反的最终决定尚需进一步研究。在朱起鸣通话之际，王力恰巧来到值班室，我便借此机会向他汇报了朱起鸣电话中的内容。王力明确表示，平反的决定理应由公安部负责，中央文革不应插手此类事务。我将王力的观点转述给了李震。至于释放证的最终发放过程，我已记不太详细。

陈里宁入驻人民日报招待所后，便着手撰写针对刘少奇的批判文章。他的文章篇幅较长，文采亦颇佳，然而内容却未能满足戚本禹的期望。戚本禹先后指派闫长贵、陶文鹏、程里嘉等人进行修改，尽管如此，最终仍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戚本禹原计划借助陈里宁之手撰写的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终究未能如愿以偿。

三、恢复党籍，安排岗位

陈里宁的文章一经提交，他居于人民日报招待所的日子便不宜再长久。鉴于其已被释放，自是应当寻觅一处安顿之地。戚本禹深思熟虑后，决定将陈里宁安置于社会科学学部的历史研究所，并将其托付给该所造反派负责人傅崇兰。此举意味着陈里宁正式调入历史所，并恢复其原有的工资级别和党籍。

四、陈里宁演讲引争议

戚本禹曾向我透露，应先将陈里宁安置于历史所，待其逐步适应外界环境后，若其有意重返湖南的原单位，便允许其归去。戚本禹对陈里宁的期望是，积极参与所内的文化大革命活动，并得以继续撰写批判性文章，但应尽量避免参与社会上的活动，减少与外界造反派的接触，尤其不得支持某一派别，亦不可打击另一派。我在傅崇兰面前将这些指示转达给了陈里宁，并叮嘱傅崇兰严格监管陈里宁的动向。

尽管如此，陈里宁已然在社会上崭露头角，成为了一位“名人”。北京的高校及众多单位中的造反派纷纷邀请他发表演讲，而市面上也流传着关于他讲话的传单。每当哪一派别邀请到陈里宁，便意味着他站在了该派别的一方，这不禁引发了其他对立派别的反感。

在陈里宁平反一事上，红卫医院内部起初便涌现出分歧之声，部分人坚持认为陈里宁确实患有精神病。金弘敏则提出，断言陈里宁非精神病是出于政治考量。关于这一情况，我起初并不知情，直至戚本禹告知。在京城的医务界中，围绕陈里宁是否应获平反的议题，各派组织形成了两大截然对立的阵营。

尽管陈里宁获得了中央文革的认可与支持，然而，对他持反对意见的势力也在暗中积极行动。他们紧抓陈里宁篡改毛主席著作这一关键问题不放，借此诬指陈里宁亦持反对毛主席的立场。众所周知，是王力、戚本禹为陈里宁平反，因此，众多人士通过给戚本禹写信等途径，表达了对陈里宁态度的关切。

戚本禹对相关反映有所了解，而我，身为具体工作的执行者，对此掌握的信息有限。在我看来，给予陈里宁平反的决定，是中央文革所认可的。

自陈里宁调入历史所以来，我曾数次前往探望。戚本禹曾叮嘱我，需劝导陈里宁避免参与社会活动及公开演讲。我向陈里宁建议减少外出演讲的次数，他对此表示了赞同。然而，傅崇兰却解释称，每天都有人前来邀请，我们通常婉言谢绝，但对于一些知名高校的造反派，例如北大的聂元梓的邀请，我们往往难以拒绝。傅崇兰承诺将严格控制陈里宁的公开演讲活动。

在1967年的五月与六月间，由清华大学井冈山支持下的天津市话剧团来到北京，上演了颂扬陈里宁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朱起鸣以及天津市话剧团的造反派负责人屡次致电，力邀我前往观赏。我将此事告知了戚本禹，他却表示自己无意前往。我亦深知，作为一名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未经小组成员的具体指令，擅自参与社会活动乃是不被允许的，这一规定乃江青亲自所定。正是在那时，我隐约察觉到了陈里宁的问题似乎陷入了困境。

在此之前，傅崇兰、陈里宁与我有过会面，当时他们提及，有人有意将陈里宁的英勇事迹作为话剧的创作素材，希望陈里宁本人能够向编剧讲述相关故事，以便在剧中塑造出他作为反刘少奇“英雄”的形象。我亦表示愿意提供所需的素材。然而，在中央专案组对我进行审查时，此事也被列为我的罪状之一。

戚本禹似乎掌握了关于陈里宁的一些反动材料。他曾略带烦躁地对我说，陈里宁仍旧四处奔波，发表演讲，即便身处北京的宁静之地也无法安顿，只要有人找他，他便现身，可谓是善于自我展示的人。于是，我设法让他离开北京，寻得一处避风港。恰逢中央文革小组正致力于了解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实际状况，并筹备设立记者站，便趁机将陈里宁派往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以此防止他继续在北京被滥用，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五、派陈里宁下乡调研

我与傅崇兰一同将戚本禹的“指示”转达给了陈里宁。陈里宁稍作迟疑，随后表示他愿意遵从。依照戚本禹的交代，我特别叮嘱陈在下乡期间，不得使用陈里宁的名字，避免参与农村的各项运动与活动，不得外出发表报告，应以调查组记者的身份行事，撰写调查报告后直接寄送给我。陈里宁对我所谈内容做了详细记录，并承诺将恪守这些规定。我亦再三强调，务必严格保密，不得泄露真实身份。

陈里宁踏足乡村的土地，正是在1967年的六七月间。

起初，安排陈里宁下乡的初衷，不过是想让他暂时远离尘嚣。然而，陈里宁却将这次下乡调查视为中央文革交予他的重大使命，对之态度极其认真。下乡不久，他便迫不及待地着手撰写报告，且每次寄来的内容都不少于万余字。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竟接连寄送了十余份调查报告。

1967年7月底至8月初，傅崇兰来电相告：陈里宁在保定郊外不幸暴露了真实身份。众多组织纷纷邀请他前往发表演讲，鉴于东道主的情面，他不得已外出演讲了几次。傅崇兰便向我咨询，询问应如何妥善处理此事。

戚本禹此次确实怒不可遏，他愤慨地言道：“陈里宁这厮，我们将他解救出来，却反成了累赘。显然，他患上了精神病，且热衷于出风头。既然在乡间无法安身立命，那便只能让他返回北京！”

傅崇兰向我透露，陈里宁返京之后，心情郁郁，自认为犯下了重大错误。于是，我与傅崇兰一同前往历史研究所，与陈里宁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我对他泄露身份的行为进行了批评，而他则辩解称，由于长期使用监狱时期所拥有的印有“陈里宁”字样的毛巾，不慎被人发现，此事在保定地区迅速传开。我叮嘱他，回国后务必闭门谢客，严禁任何人来访。

陈里宁坦诚地向我提出，他渴望回到湖南的故乡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之中。在与其对话之前，戚本禹曾私下对我提及，陈里宁回湖南的想法并不可行，因为当地局势纷乱，他若返回，恐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派系斗争的漩涡。我将戚本禹的这番话转达给了陈里宁。陈里宁对此表示，自己犯下了错误，对于戚本禹同志对他的关怀与爱护深感愧疚。

陈里宁重返北京的讯息迅速传遍。反陈势力趁机在北京及各地广泛传播陈里宁涉嫌反对毛主席的罪状，借此攻击力挺陈里宁翻案的一方。陈里宁已沦为两派斗争的棋子。一方竭力攻击，另一方则全力捍卫。戚本禹对此情形自然心中有数。

六、陈里宁疗养策划

戚本禹与我商议后，认为陈里宁应留在历史研究所，鉴于北京两派均有所了解，建议找一个宁静之地避嫌，以免加剧双方矛盾。戚本禹提议，既然陈里宁最近身体不适，不妨送他到郊区的疗养院休养。接着，他抱怨陈里宁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表示无奈。他让我告知王力陈里宁的情况，并询问对策。我将此事报告给王力后，他赞同戚本禹的看法，同意让陈里宁去疗养。

经过一番甄选，我们最终确定了位于昌平附近的一家亚洲学生疗养院，决定的时间约为1967年8月初。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陈里宁坚决拒绝疗养，并迫切要求即刻返回湖南。面对这一局面，戚本禹也感到束手无策。他叮嘱我向傅崇兰传达指示，务必严密看护陈里宁，防止其外出，同时要警惕那些造反派可能对他的追捕。于是，陈里宁既未接受疗养，亦未能成行返回湖南。

七、发布陈里宁问题传单

经过数日的拖延，戚本禹似乎掌握了某些信息，感到压力倍增，于是不得不采取措施，以平息因陈里宁问题引发的双方争执。某日晚间，戚本禹向我提出要求：请以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名义，给傅崇兰拨通电话，并请其向公众分发一份电话录音的传单。

"当前，社会上围绕陈里宁问题，两派组织正展开激烈的辩论。一方坚信陈里宁是忠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左翼分子；另一方则质疑其并非坚定的左派，并指责其篡改了毛主席的著作。双方因陈里宁问题引发的争论，严重阻碍了毛主席倡导的革命大联合。恳请各派组织停止就陈里宁问题进行争论，我们将负责处理此事。"落款为中央文革办事组。

在戚本禹的批准下，这份电话稿被寄送至傅崇兰手中。傅崇兰接获后，随即与我通电话，告知已对文稿进行了修订，其核心意图在于避免因传单内容而对保陈派造成不利影响。至于那最终在社会上流传的传单模样，我此后未曾再见。传单的发放时间定于1976年8月下旬。紧接着，王力和关锋遭到打倒，反陈派对保陈派的攻势愈发激烈。与此同时，我也离开了中央文革办事组，重返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原职，随后不久便失去了人身自由。

关于陈里宁的后续处理，戚本禹的具体做法，我并无确切信息。在我获释之后，听闻在散布传单事件中，对支持陈派的阵营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反陈势力发起强烈攻势，意图对陈里宁进行批斗。在此情况下，戚本禹不得不派遣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工作人员王道明前往历史研究所，宣布对陈里宁进行再次收监。

2001年，陈里宁的胞妹陈里如特地来北京探访我，以便了解相关情况。我向她大致概述了事件的经过。原来，中央专案组在对我定罪时，首要指控便是我涉嫌参与庇护“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的翻案行动。专案组声称，陈里宁表面上反对刘少奇，实则暗中反抗毛主席。

其实，在1967年，刘少奇问题已在社会上公开，并定为"修正主义"、"走资派"，为陈里宁翻案，在当时并不是什么错误和罪行。因此中央专案组就把陈里宁定为真反毛主席，假反刘少奇。

陈里如同志向我透露，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公安部对陈里宁同志的案卷进行了重新审查。经核实，确认陈里宁同志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已丧失责任能力，因此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公安部遂撤销了原错误的判定，恢复了他的党籍，并为其恢复了工作及原有的工资待遇。陈里如同志还补充道，陈里宁同志目前病情严重，正在湖南湘潭的家中接受治疗与休养。

陈里宁一案，历经十余年的波折与纷扰，其中确有许多值得深刻反思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