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的手表情结，实则是战友情结。意义重大，甚至悲壮！

手表情结

薛晓康

手表，对于当今的许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件了，我本人也有好些年都不戴手表了，因为在手机上看时间显然更为方便，也习以为常了。但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在军营里服役的军人，手表算是一件高档的奢侈品，戴手表则使人显出很时尚的优越感，甚至能使人体现出精神和富有的特殊气质。那时候，如果你赠送给别人一支手表，比如送给家人，送给情侣，送给战友，那都是极单纯干净的真挚情感表达方式，跟后来有些人的所谓“行贿”行为的性质毫无关联。

最近一段日子里，经常有战友前来跟我相聚，畅谈回忆自己曾经在军营里的桩桩往事。我注意到，战友们在言谈中，几乎都会提到关于“手表”的零星片段。我认真地听，默默地记，不禁勾起我的一些往事记忆，决定从他们的讲述中选出几个小片段记录下来，以此表达我们对军旅岁月的一种怀念之情。

我是1969年3月入伍的“后门”小兵，分配到陆军第50军148师444团1营机炮1连当司号员，次年调到师无线电连。印象深刻的是我去无线电连报到的当天，有两个兵显得无比热情，喜笑颜开地帮我解行李，帮我铺床，忙得不亦乐乎，并且自我介绍，他俩是亲兄弟，哥哥叫王奇生，弟弟叫王奇伟，是原149师的干部子弟，1968年5月入伍的“后门”兵。嗯？两兄弟在同一个连队当兵，我还是头一回见到。我发现他俩都戴着手表，感到很意外，难道他俩是干部？但他俩分明都穿着上衣只有两个兜的军装（干部都穿四个兜的军上衣），显然是战士嘛。一问，王奇生是两瓦电台班的班长，王奇伟是第6台（15瓦电台）的战士报务员，我被分配到跟王奇伟同一个电台。

战友王奇生、王奇伟

空闲时，我好奇地问王奇伟，战士怎么可以戴手表？他告诉我，他哥俩的手表可是有点特别的来历——

那是1969年8月19日，中央军委考虑原18军52师从1950年3月29日开始分批进军西藏，在西藏驻防已经有19年之久，战功卓著，非常辛苦，于是命令52师与驻防四川乐山的50军149师对调防务，并且互换番号。而四川乐山正是52师进军西藏的出发地。

1969年西藏军区在林芝欢迎换防来的149师（改为52师番号）

52师于1969年8月30日开始分批出藏，进驻四川乐山地区，于11月12日全部进驻完毕，并启用陆军第50军149师番号。149师则于1970年1月全部抵达西藏，完成换防任务，并启用西藏军区第52师番号。西藏军区在原52师的师部驻地林芝八一镇，组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这时正值进入冬季，天气寒冷，刚换成52师番号的师首长们开会商讨了许多事项，比如让指战员们树立“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思想，如何适应习惯高原气候环境和熟悉了解高原地形地貌，注意防冻防病等问题。会上，有人提出有个别干部家属因为突然与丈夫两地分居，一时不习惯，有些不满情绪。师首长对此表示理解，强调要做好干部家属的思想工作，并做出一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决定，由师后勤部派人到林芝樟木口岸购买一批价格便宜的瑞士手表，原价卖给本师留守内地的干部家属，以示安抚和慰问。当时在樟木口岸的手表价格远远低于国内生产的手表，一些干部家属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并给自己的子女也买了。这样，王奇生和王奇伟两兄弟便都从他们母亲的手里得到了手表。

王奇生得到的手表是“罗马”，王奇伟得到的手表是“英纳格”，我看着他俩戴的手表，羡慕不已，决定找机会也向我母亲要一支手表。

有个星期天，我请假回了趟家，目的很明确，就是向我母亲要手表。但她不给，说：“手表倒是有，我和你爸早在西藏时就给你买好了，但你现在还是战士，戴手表会引起别人的误解，影响不好，对你的进步也会带来不利。”

我很不高兴，说：“我现在虽然是战士，但我是报务员，电台工作是很讲究时间观念的，有时值班上机需要看准时间，每份收发的电报都要作准确的时间登记。我要戴手表，是工作需要。”

我母亲问：“那你们连队的其他战士报务员戴手表没有？”

我说：“当然有。王奇生和王奇伟两兄弟都戴着手表，那也没有影响他俩的进步，还入党了呢。”

我母亲想了想说：“这样，等你以后入党了，或者提干或者退伍后再给你。要不，至少等你加入了共青团以后再给你，这总行了吧？”

没办法，我只好郁闷地回到连队，跟王奇伟讲了我母亲说的话。他一听，立马帮我写入团申请书，并作为我的入团介绍人，在一个周末的连队共青团组织活动会上，全体团员举手表决通过了我的入团申请。王奇伟悄悄对我开玩笑说：“你小子的入团动机有点不纯，我不会揭发的，但你不要只想着手表的事，还要努力争取入党提干才是正事。”

入党提干对我来说那是以后未知的事，眼下主要是请假回趟家，向我母亲报个喜。我母亲自然知道我的小心思，笑着从抽屉里拿出一支手表给我，说：“这是当年周总理去印度访问，你爸带领保卫部的人提前化装到印度，去安排布置安全保卫工作。回国前，他特意买了几个小物件，作为纪念品保存的。你爸跟我交代过，这支手表以后要交给你。不过，你现在就急着要，我也只好给你。但你暂时不要让你爸知道，不然的话，他不仅要说我，还会批评教育你。”

我问这只手表值多少钱？我母亲摇头说：“我不告诉你，怕你去跟战友显摆。反正你爸在印度买的时候不算很贵，是用银元买的。当时西藏军区给干部发工资是用银元，后来改为一半银元一半纸币，再后来全改为用纸币。这支表的牌子叫‘劳斯莱斯’，瑞士产的，你别给弄坏了，那我和你爸可不依你。”

我戴上手表，满心欢喜地回到连队，悄悄向王奇生和王奇伟展示，骄傲地告诉他俩，这是瑞士表，叫“劳斯莱斯”。王奇生看了看表，一个劲摇头，说他根本没听说过这种牌子的手表，肯定属于杂牌货，不是名牌手表。

战友王奇生

我不愿跟他争辩，因为我自知争辩不过他，打也打不过他。虽然他兄弟俩是亲兄弟，从小生活在东北地区，但无论是相貌还是性情，却完全不同。弟弟王奇伟的眼睛是那种具有很好聚光效果的小眼睛，给人感觉他不笑的时候也像是在笑，性情较为随和。哥哥王奇生的长相天生眉清目秀，肤色白稚，性情却耿直火爆，无论是野营拉练还是助民劳动，他都不惜体力，往往见他累得汗流浃背还在玩命坚持。我说他像条真正铁骨铮铮的“东北硬汉”，他却自称为“革命老黄牛”。他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争强好胜，满脑理想，看完电影《英雄儿女》后，就跟我说他有朝一日上了战场就是英雄王成；看完电影《金光大道》后，又跟我说他的理想就是今后去农村当劳动模范；看完电影《创业》后，他的理想又变了，说他将来要去大庆油田当新时代的王进喜，甚至在看完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后，他的理想变得令人匪夷所思，竟然说他退伍后就去种花卖花，用卖花的钱来帮助贫苦人家……总之，他的理想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你不能不相信他的任何一个说法，否则他会跟你脸红脖子粗地一争到底。

记得有一天晚上，熄灯号吹过以后，兵们在集体大宿舍里躺床睡觉，不知是谁在黑暗中说起关于找女朋友的事，王奇生插嘴说他从没想过这种事。有几个兵表示根本不相信，王奇生争辩了几句便急眼了，一下从床上蹦下来，别人以为他想打架，没想到他光着脚跑到宿舍墙壁上挂的毛主席像跟前，端端立正举起拳头说：“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这一辈子都不找女朋友！”他发誓完后，骄傲地对还在惊讶愣神的兵们说：“这下你们总该相信了吧？只有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才敢这样做！你们敢吗？”结果兵们都被镇住了，全体无语。当然，他后来还是找了女朋友，并且结婚生子了。对此我能理解，始终认定他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好战友。

我还记得，有一天王奇生拿着我的手表认真琢磨的情景。他弟弟王奇伟笑着帮我辩解道：“哥，你没听说过的手表品牌多了去了，你怎么就断定晓康的手表是杂牌货？瞎说一气。”

王奇生一瞪眼，说他的断定没有错，并问我：“这手表防震防水吗？”

我实话实说：“不知道。”

王奇生说：“还是的啊？这样，我戴上你的手表，抡抡大锤试试就知道了。”

我吃了一惊：“你想砸我的手表？”

王奇生说不是的，边说边把我的手表戴在他的手腕上，抡起一把大铁锤朝一个废旧轮胎猛砸数下，然后气喘吁吁地放下铁锤，抬腕察看我的手表指针是否错位，说：“嗯，还行，这表防震。但不一定防水，还得检验一下。”

王奇伟在一旁劝解：“哥，这就可以了，别人晓康又没跟你争什么，你说是杂牌表就算是杂牌表嘛，真是的。”

王奇生坚决地一摆手：“你别插嘴，实践出真知，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晓康，现在咱俩都把自己的手表拿到炊事班，放在蒸馒头的笼屉里蒸一会儿，拿出来再看看表壳内起不起雾。”

我觉得他这个举动太像个顽童，但鉴于他比我大几岁，又是老兵，我只好同意。过了一会儿，馒头蒸熟了，王奇生从笼屉里把两支手表拿出来观察一番后叫道：“嗯，实践证明，咱俩的手表都不是杂牌货，即防震又防水，好表！好表啊！”

王奇伟无奈地苦笑着对我说：“疯了，完全疯了。我哥打小就是这么个德性，没法儿，你别跟他计较。”

王奇生笑道：“这有啥好计较的？我是担心晓康的手表别在野营拉练时被弄坏了，这体现我对战友的关心，这下我就放心了，哈哈哈……”

尽管王奇生已病逝好几年了，但我至今仍在时常怀念他。我从他生前诸多没能最终实现的美好理想中，体会到他身上的那股向善的力量。他顽童般的倔德性始终不改，伴随着他走完人生之路。那一路走过，他从没真正伤害过任何战友，始终坚持以“实践出真知”的标准来待人待事，庄重而严谨地完成了自己。我伤感地怀念他音容笑貌和言谈举止的同时，也怀念我俩的那两支被放到笼屉里蒸过的手表，就像我俩的心都一起放在笼屉里蒸过那样……

我大弟弟的一个叫于宝的战友来，他见我精神状态不好，问是咋回事？我跟他讲了我对战友王奇生的怀念之情，他沉重地叹息一阵，说这勾起了他关于手表的一段往事——

那是1978年，于宝已经入伍两年，在陆军第69军207师306团高机连当副班长。他们部队驻防在山西大同市卧虎湾，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有天，团首长把他叫去，当面交代给他一个任务：“团部开会商量，为改善一下我团指战员的文娱生活，现在派你回家探亲，购买一批黑白电视机，发给各个连队。”

薛小壮、于利、于宝

于宝对这个意想不到的任务感到有些为难，说：“我从没买过电视机，只知道那需要购买电视机的专用票证。”

团首长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选派你回家一趟，算是出公差，请你父亲帮忙想想办法。你父亲是老八路，又在成都军区司令部机关任职，应该有办法。”

于宝想了想，问：“那……那要买几台？”

团首长说：“能买多少就买多少，多了不嫌多，少了不嫌少，当然是越多越好。总之，你要给你爸做做工作，完成好这个任务。”

于宝乘火车回到家后，硬着头皮跟他父亲讲了回来的原因。他父亲感觉很奇怪，这叫啥“任务”？但还是托人帮忙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于宝说这远远不够，团首长交待过，不是买一台，而是买一批。他父亲不耐烦地说：“我这儿又不是地方的商业部门，能找到票证买到一台就很不错了。你去火车站办个托运寄到你们团部，告诉你们团首长，今后不要再搞这种任务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搞战备训练任务，你赶紧给我返回连队去！”

于宝只好照办。临走时，他鼓足勇气，向他父亲提出想要一支手表。之所以叫“鼓足勇气”，是因他父亲是山东人，性情刚猛，曾在西藏获过“剿匪英雄”和“神枪手”称号，外号“飞毛腿”，平时对子女管教过于严厉，甚至粗暴。于宝记得他和他弟弟上初中时犯了一个错，他父亲大怒，麻利地用背包绳把他两兄弟捆绑起来教训，捆绑的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但他入伍后就一直想要一支手表的念头憋得实在太久了，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对他父亲张了口。他父亲问：“你们连长有手表吗？”

“有。”

“你们排长有手表吗？”

“有。”

“你们班长有手表吗？”

“没有。”

“那你个副班长还戴什么手表？没有！”

眼看父亲发怒了，于宝不敢吭声，带着极度失望和委屈的心情离开了家门。

过了一段时间，部队正在作战前动员，于宝收到父亲寄来的一支上海生产的“宝石花”手表，这个意外惊喜让他兴奋感动无比。可是，他戴上手表没过几天,突然接到军部的一级战备命令，全体人员马上进入阵地，随时准备作战。

部队行动前，于宝写了遗书，连同手表一起包好交给留守人员。他在遗书当中写下这样几句话：“……爸，儿子不会对你说漂亮的感谢话，但儿子在心里永远感谢你。如果儿子在战场上牺牲了，留下的这支手表，它的指针还会发出声响。爸，你听，那声响便是儿子心里想感谢你的话语。请爸放心，儿子不会辜负你的希望，不会给你丢脸……”

当部队进入阵地时（1979年2月16日晚），正值北方天寒地冻的季节。由于紧急移动高射机枪和搬运子弹，使于宝累得一身大汗淋漓，他坐在高射机枪一枪手的位置上严阵待命，阵阵寒风袭来，他的衣领上很快结满了冰茬，一扭动脖子便会发出“咔咔”声响，但他始终坚守岗位。直到第二天，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总攻正式打响，这时他才反应过来，他们部队为何要在此刻昼夜密切监视北面国境线的任何动静。他在随时准备作战的那些日日夜夜，经常想到父亲寄给他的那支手表，深切感受到了父亲给予他的温暖和精神激励，并且凭空想象，如果哪天当父亲收到他的遗书和手表时，父亲会是怎样的心情……好在北面无战事，但他至今后悔自己从没当面对父亲说过一句感谢的话，直到父亲病逝他也没有说过……如今，他对于父亲曾经对他的所有严厉斥责，都在他夹杂浑浊泪水中化作一种慈爱的声音，让他怀念到永远……

前些天，有几位战友来聚，跟我聊到我们当年共同参战的诸多细节，并从中梳理出关于手表的记忆——

冯毅曾是我们148师444团通信连15瓦电台战士报务员，在1979年2月初的一天，我们部队作了战前动员，但奔赴广西前线的具体出发时间尚未确定，只派出几位干部去广州军区打前站，领受作战任务。我考虑冯毅刚过满18周岁的生日，他的家在成都市区，距离营房仅几十里路，于是跟连长梅良彬和指导员陈德川商量，批准冯毅回家探望一天。他严格遵守纪律，第二天便返回了连队。我很满意，表扬了他。我看到他手腕上戴了一支上海牌手表，当时我并没有问那是谁给他的，直到战后他才给我讲了那支手表的来历。

战友冯毅

原来，他家住在市政府机关的宿舍大院里，他在战前回到家的当天，心情显得格外亢奋，恨不得立刻把自己即将要上前线的消息传遍整个院子，但他又不可能挨家挨户地跟院子里的每个人去讲，于是他跑到邻居的一位老红军干部家里，听了那位叔叔对他说了一番勉励的话，他更是感到无比骄傲兴奋。

冯毅回家吃晚饭时，发现父亲沉默寡言，只跟他一起喝了两杯酒。他母亲对他叮嘱了一些话，但他没有注意听，因为此刻他心里正在激烈地琢磨一件事，那就是以什么理由向父亲要一支手表。他想出了两个很实际的理由，一是他在电台工作，戴手表看时间是工作需要；二是万一在战场上部队被打散了，他可以根据手表指针判断方向，以便找到回国的路线。可是，他父亲听完后没有表态，也没有任何举动。他不好再多说什么，心里痒痒地看了看他父亲戴的手表，然后回屋睡觉去了。

半夜，他在睡梦中突然醒来，看见父亲静静地坐在他床边，眯着眼睛端详着他，这把他吓了一跳，心里嘀咕了一声“看我睡觉干什么？烦人！”接着翻过身去，背对着父亲继续睡觉了。清早起床时，他看见枕头边放着一支手表，那正是父亲的上海牌手表。他高兴地戴上手表，匆忙洗漱整理行装，跟家人道别返回营房。

临行时，他母亲突然对他说了一句话：“你上战场可别当俘虏呀。”他说：“我不会的，留下最后一颗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站在他身边的姑妈一下嚎啕大哭。他父亲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点头，目送刚戴上手表的儿子远去的身影。就这么，一位父亲想对儿子说的话和满满的父子深情，全都聚在这只手表上了……

几十年后的今天，冯毅深感遗憾地告诉我，他当时太年轻，不醒事，戴上手表后，竟然没有对父亲说一句感谢的话，直到父亲过世他也没说过，而父亲也从没提过手表的事。现在想起来，那一辈的人太朴实，每月工资才几十元，不仅要养活全家人，还要顾及农村老家的人，太不容易了。他父亲省吃俭用，花120元买只手表，其实是很不舍得的。他难过地对我说：“我在参战前夕戴上了手表，只顾着高兴，让父母亲知道我不会给他们丢脸，想让他们知道即将上战场的儿子有多么光荣。我以为这就足够了，根本没有顾及父母亲的心情……”

的确，真正光荣的是我们艰辛的父辈，他们毫无怨言地送子女上战场，那种复杂心情包含着父辈保持尊严的难舍和担心，包含着父辈深藏内心的至爱亲情，承受着也许会与子女就此永别的沉重心理准备。然而，我们这些作为父亲的子女们，到底对自己的父亲理解了多少？今生还剩多少时间来弥补这种理解？

我有一位特别能理解烈士亲属心情的战友，他叫肖保国，原是442团特务连的排长，参战时调到团政治处，负责在战地执行烈士善后工作任务。关于他的主要事迹，我曾在《血色记忆》文章里写过。当他又一次跟我一起回忆那个战场情景时，不禁又讲到了手表。在他接受和亲手安葬的98位烈士（442团和广西边防部队的）当中，只收集到5支手表。手表品牌有上海生产的“上海”、“宝石花”、“钻石”，还有天津生产的“海鸥”，均属于排以上干部的遗物。

战友肖保国

肖保国深知这些遗物的份量，尤其是手表，因为他在对每具烈士遗体包裹前，都要细心检查收集遗物，比如“入党申请书”、“遗书”、“香烟、”“钱币”、“粮票”、“手表”等等。他清楚地记得，每位烈士身上的钱都没有超过10元，有的香烟纸盒里只剩下几支，而最值钱的遗物就是手表。当他小心地从烈士的手腕上取下手表，都要把手表上面的血迹擦拭干净，然后用方型大手帕包裹好，作好登记。他请广西民兵从老乡家里找来一个小木箱装遗物，为防止手表丢失和损坏，他特意用细绳子把木箱的锁扣位置捆扎牢实。他仿佛觉得烈士的亲属正站在一旁，看着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不能有丝毫马虎，以致他在擦拭那些沾血的手表时，手和心都在微微发颤。

他难过地告诉我，其实烈士们的手表应该不止那几支。有位叫董加法的连长，他的双手都被炸烂了，上哪儿去找他的手表？还有一位烈士的胳膊被炸没了，衣服被炮弹冲击波撕成碎片，只见整个人赤裸着身子悬挂在树上，更是找不到他的任何遗物。

肖保国说他曾经在面对烈士的手表时想过，烈士牺牲前可能还看过手表，以看清准时进入阵地的时间，以看准确发起攻击的时间，但他们现在却永远什么也看不到了。他能做的，只是尽心尽责地保管好这些手表，并且在战后把手表完好无损地留给烈士的亲属。而他不敢想的，是当烈士亲属看到手表后，会是怎样的心情？他实在不敢想，真的不能想，甚至不愿多看一眼那几支手表……

有位叫叶明清的战友来找我，他比我大3岁，跟我是同年同月同日入伍的，也是跟我同年同月同日参战的，官至某交通厅副厅长退休。他在参战时任444团1营2连副连长，攻打扣当山战斗刚打响，由于突发的某种特殊原因，他临危受命，担任代理连长，率领全连英勇作战，终于在次日15时12分跟1连一起攻占了扣当山主峰，荣获了一等功。

战友叶明清

不知怎么，我俩就聊到了手表。我对他说：“当年我很羡慕你，入伍才8个月就入党了，我还在为加入共青团而努力挣表现。后来你都提为排长了，我还是个战士报务员，属于落后分子。那时我年纪太轻，没经验，也不知道别人到底对我有啥意见。”

他连连摆手：“这我知道，别人主要是说你个战士戴手表，洋洋得意，影响不好。但我对你可从没意见啊，那时觉得你戴手表的模样挺潇洒挺可爱的，让我羡慕。你看，我提干后都没戴手表，直到当了副连长才买的手表。我这不是为了装模作样挣表现，而是我在云阳山区的老家很贫困，我舍不得花钱买手表。我一直认为你早该入党，早该提干，你在战场上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不好意思地告诉他，实践证明，战士戴手表确实影响个人的进步。记得在一次长途野营拉练时，我还在师无线电连第6台。有天晚上急行军，途中，我感觉肚子阵阵绞痛，我们6台台长罗远友见状，赶紧拉我去上收容车。我断然拒绝，坚持背着背包和冲锋枪朝前赶路。我想到路边方便一下，可又怕掉队，突然裤裆里一热，但我没停住脚步，兜着满裤裆的稀屎继续行军。罗台长被感动得不行，向连部作了汇报，并和骊建华战友一起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于第二天晚上在连党支部组织会上讨论我的入党申请书。结果举手表决时，举手的人没有过半。有的党员对我提了几点意见，其中一点就是“战士戴手表”。我很沮丧，袁连长悄悄安慰我，让我别泄气，等野营拉练结束后，党支部会很快重新开会讨论的。

叶明清一听，哈哈大笑：“你们罗台长也没经验，在开党支部会议前，应该先私下跟其他党员做做思想工作。像你这样兜着一裤裆稀屎急行军的兵，如果换作是我，那我恐怕也坚持不下来。哈哈哈……你快要笑死我了。要怪只能怪手表，唉，手表、手表，那时候有经济条件能买支手表，确实会让许多人心生羡慕。”

我赶紧说：“打住。千万不能刻意让别人羡慕你，有时羡慕会转化成嫉妒，甚至会转化成矛盾，那是很影响团结的。”

他伏在桌面上大笑：“真没想到，你这家伙说话还一套一套的啊……”

那天我俩聊得很开心，我想留他吃晚饭，但他说想早点回去休息一下。我见他脸色不太好，只好跟他道别。临走前，他送给我一张他参战立功的照片。我感叹，那时的我们真是年经帅气啊，转眼间便成了白发老翁。

在这不久后的一天，战友杨国良和冯毅轮番给我打手机喊道：“叶明清走了，他送给你照片，那是他在向你作最后的告别！”

我无语，步态瞬间变得踉踉跄跄。待我清醒过来稳住神，回到家里取出叶明清的照片，给他敬了一杯酒，又敬了一杯酒，再敬了一杯酒……然后铺开稿纸，握住笔开始写这篇文章。

的确，我写的“手表情结”，折射出的实则是“战友情结”。这情结赋予我的战友们的含义实在太多太多，甚至有“悲壮”的含义。但我们所经历过的军旅生涯是光荣的，无论命运的结局如何，我们都会坦然接受。唯有战友情结难以解开，因为那是一个牢牢的、死死的结，千年万年也无法解开……

2025年10月19日

（注：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薛晓康：全国首批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当代军旅作家代表人物之一。生于西康军营，长在西藏军区保育院，就读于西藏军区成都八一校，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历任司号员，报务员，电台台长，副连长，干事，西藏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编辑等职。作品多次获奖，并译介到国外。

作者：薛晓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