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挖：黄克诚在文革岁月的遭遇

不行，必须在节前赶赴山西。如此紧迫的安排，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踏上山西之旅，心中喜悦满怀，挥洒笔墨，尽情抒发豪迈之情。挥毫泼墨之间，以七律一阕寄托心意，千里山川共谱长吟之韵。

十三载的京华时光匆匆流逝，其中一半是辛勤的耕作，另一半则是悠然的闲适。对于祖国，我深感愧疚，未能有所贡献，但这份遗憾已深深烙印在历史的篇章之中。回首往昔，一切仿佛如梦似幻，而放眼望去，万物竞相绽放，色彩斑斓。肩负着使命踏上西行的征途，心中无其他杂念，愿将余生之力，化为微薄的贡献。

随即，我抓紧时间开始筹备出行，收拾行装，并将公物和居所一一移交。在此之前，有人慷慨赠送我几幅书法和画作，还有我珍藏的革命文物，如苏区的货币等，此刻都一一转赠给了相应的博物馆，确保其得到妥善保存。同时，那积攒多年的千余斤军用粮票，也已全部上交给国家。唐棣华的工作调动计划推迟了一年，孩子们目前仍留在京城继续学业，我先行前往山西，但已做好了长期工作和定居的准备。

抵达太原后，省政府委派我主管农业事务。我随即提出，希望能深入各县域进行实地考察，以便迅速掌握当地情况。于是，我率先踏上了晋南之旅，走访了曲沃、临汾、洪洞、安泽、绛县、浮山、翼城、闻喜等十一个县，进行了深入的参观和访问，全面了解了当地的农业状况和农民生活。我发现农村正逐步从过去的困境中恢复，干部和群众都从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深刻认识到农业生产绝不能有丝毫松懈。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到太原时，正值年底。此时，山西省召开了省人代会，我有幸受邀与会。在会上，经省委提名，我荣幸地当选为副省长。

会议落幕之际，我再次踏上了征程，目的地是晋西南的运城地区。我穿梭于新绛、稷山、河津、万荣、临猗、永济、芮城、平陆、夏县等地，最终回到了运城。这片土地在山西享有盛名，被誉为“粮仓”。往返历经一个多月，当我抵达太原时，春节的脚步已然临近。这两次之行，我总共踏访了21个县。尽管年过花甲，但我并未感到丝毫疲惫，因为我对工作的热情依旧炽热。

在新年或春节的欢庆时刻，听闻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同志犯错的传闻，我不禁感到震惊。春节过后，正值旱季，我再次前往县里投入抗旱工作，目的地是太行山区。抵达高平县，我不由得回忆起1939年的往事，那时彭德怀同志从延安来到晋东南，我在平顺曾热情迎接他，那次正是在高平地区与他相聚。当时，我们共同商议应对国民党挑起的摩擦问题，他的精神状态何等振奋！如今忆起，不禁感慨万千，于是挥毫泼墨，创作了《江城子》一词以抒发情怀。

忆彭（江城子）

共历艰辛，情谊长存。/不经意间，思绪萦绕；/山川阻隔，/难言衷肠。

同享两地深情厚谊，/巍巍太行，峻岭峨嵋。/梦中相遇亦温馨，/宛如昔日，战火纷飞场。

军号声声，震彻山川，/壮志豪情激荡。/富强与军威，愿得实现，/同舟共济，勿悲勿叹。

我投身于高平地区的抗旱事业，自二月伊始便扎根于此，直至五月末方才离去；我的足迹遍布沁水、阳城、晋城、平顺、长治、壶关等多个县份。沿途，我走访了众多基层社队，有时不得不翻越险峻的山岭，汽车难以通行，我便只能骑上毛驴。在此期间，我有幸前往平顺拜访了李顺达，并赴河南参观了红旗渠，对其建设之精巧与完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坚信县委书记杨贵确实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事业。

此刻，“5.16通知”已正式对外公布。省委传达了中央就彭、罗、陆、杨事件所下发的相关文件。高平县王副书记对我说：“黄老，我内心的确难以接受这一事实！这些行为均被定性为错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失误又何其繁多！面对您的提问，我竟陷入了沉默，无言以对。”

自此，我重返了太原。彼时，我已迁居至省府大院的宿舍。在闲暇时分，我漫步于街头，却发现墙壁上已贴满了大字报。一日，我在街头意外地遇到了杨尚昆，心中不禁喜悦而又惊讶。我们相互握手，闲谈了几句家常，得知他当时正下榻于太原饭店。他叮嘱我不要前往探望，我也深知他当时的处境颇为微妙，恐怕我的探访只会给他增添烦恼，于是便依从了他的建议。

“‘海瑞罢官’一文一问世，便成了批判的焦点，指责其是对彭德怀的不当翻案，难道你们能置身事外？”她刚刚结束在江西的“四清”任务，假期寥寥无几，不敢逗留，匆匆返回了北京。不久之后，听闻在八月时，她便成为了批斗的目标，被冠以黑帮的头衔，遭受迫害的时间甚至比我还提前了。

不久后，我踏上了对晋西的离石、中阳、临县、方山等地的农业工作考察之旅，并在离石有幸拜访了贺昌烈士的故乡。这段往返的旅程持续了近一个月，直至七月才结束。然而，当我回到街巷时，却发现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标语和大字报。面对这样的局面，我意识到不宜再外出，于是日复一日地滞留在街头，翻阅那些大字报。偶尔，我会与同院的刘副省长下一局棋，我们彼此都不谈论任何话题，因为实在难以理出头绪，不知从何说起。那时，我对山西省委的负责同志并不熟悉，而我的老友陶鲁笳也已离职。国庆节期间，省委特意通知我不要参加任何会议。周围的气氛愈发紧张不安。尽管我多次参与过运动和斗争，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经过仍旧一知半解，感到十分困惑，对于它的未来走向毫无头绪，内心充满了迷茫。

1966年悄然逝去，迈入1967年伊始，元旦刚过不久的一个清晨，享用完早餐后，一群约二十余名来自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和北航的学生突然闯入我的住处。当时，我独自一人。他们问我要去何处，我反问他们为何而来。他们回答说是要带我走。我追问原因，他们却只是说我自己应该明白。我再次提出需要通知我的秘书，并报告省委和省政府，但学生们立刻阻止了我，不让我打电话。我情绪激动，用力摔下电话，大声质问他们为何如此不讲理。这一番骚动引来了院子里众多人的围观。考虑到如此多人目击，我的行踪已无法隐瞒，继续争执下去也没有意义。于是，我转向学生们，表示现在我可以跟他们走了。

在太原，学生们将我留宿了一日，那似乎是一座社会主义学院。在此期间，负责照料我的小李送来了毛巾、牙刷等日常用品。秘书也前来探望过，这让我感到更加安心。夜晚，我被安排睡在地板上。他们可能是想让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体验一些艰辛，然而这些年轻人又怎能理解我们当年在革命战争中所经历的艰难困苦？睡在地板上又算得了什么？然而，我对“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感到难以理解：其打击范围之广，方式之混乱，对国家和人民究竟会带来何种后果？

次日，我被押解登上火车，遗憾的是未能获得卧铺之便。幸运的是，他们对我尚算礼遇，准许我入住列车员的休息室；我想这或许也是为了确保我与其他乘客不至混淆，便于监控。火车在一夜之间抵达了北京。回想起来，从太原出发，不过短短一年有余，我又重踏归途，这真是一种既令人啼笑皆非又感慨万千的经历。回首往昔，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深深的感触。

短暂地停留在北京车站，我浏览了墙上张贴的大字报，江青、陈伯达对陶铸的批判言辞跃然纸上，得知陶铸也未能幸免于这场灾难。他曾是被中央从南方调往中枢，成为文革顾问的关键人物，却如此迅速地遭遇了倒台的命运。此外，各种“打倒”、“火烧”、“炮轰”的标语随处可见，但具体指向哪些人，我已难以一一细数。

自此，我抵达了地质学院，周围环绕着众多学生，他们仿佛在暗中窃视着我。我决定主动与他们交谈，试图从中挖掘出有用的信息。一位学生透露：“薄一波也已被我们拘捕，这是我们的一份功绩。”他的语气中流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自豪。我原本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劝告他们保持理智，然而，他们深陷于那股所谓的“革命”狂热之中，对我这样的“大黑帮”成员显然嗤之以鼻，自然没有给我留下任何表达观点的机会。

岁月如梭，他们热议纷纷：高层当局似乎对我拒之门外。而此刻，追踪者亦陷入了沉默。终于，北京卫戍区对我实施了“监护”措施。我又一次被安置在了一间简陋的营房中，监护权转交给了北京卫戍区。起初，我对这里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通过一张购物发票，我才得知自己位于五棵松附近。在关押期间，我依稀听到了薄一波的声音。尽管我素来听力敏锐，却已无法辨别出其他熟人的谈话声。

“这老家伙简直是在寻死，动不动就豁出性命般地拼上一场，真是难以应对！”

1967年1月26日，我遭遇不幸，身患前列腺急性炎症，痛苦不堪。在军营里，一位军医为我进行了尿道插管导尿手术，尽管手术过程痛苦万分，但并未对我的病情产生实质性的治疗效果。如此反复，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向中央文革的负责人陈伯达写信，详细描述了我的病情严重性，并恳请给予我住院治疗的机会。终于，我被安排入住267医院。我的病房位于医院侧翼的一排平房中，听说那里曾是传染病房，但具体情况我已无法确知。我的病房对外严格保密，与外界人员隔绝。在此期间，我记得有位同志，可能是刘少文，受命前来探望过我。

实施监护于卫戍区，实则旨在守护您的安全。起初，我对这一做法抱有质疑，以为不过是敷衍之辞。然而，随着了解到张闻天因遭受各派造反组织的连续批斗，身心疲惫不堪，他主动提出要求接受“监护”。事实果然如此，这种“监护”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在与他的交谈中，我还请他告知我的家人我的近况，他欣然应允。至三月，我的病情已趋于稳定，出院在即。

你们为何而笑？有何特殊之处？

3月10日，我结束了住院治疗，随后监护地点转移至玉渊潭周边，具体位于八里庄附近一个名叫唐家庄的区域。我们的居所坐落于一座小山坡之上，房屋的所有权模糊不清，似乎归属某个单位的物业管理。在这里，每位被监护者都分住在独立的居室内，相互之间保持着隔离。随我一同来到北京的两位秘书已经返回了山西。自此，我陷入了孤身一人的监禁之中，度过了失去自由的寂寞时光。起初，负责在我门外站岗的战士还会与我交谈。这位战士来自冀鲁豫地区，我曾向他讲述过我在那里参与游击战的经历，我们时常进行着对话。然而，不久之后，他也调离了岗位。新来的哨兵似乎受到了指令，既不进入屋内，也不与我交谈，只是通过门上的小孔，不断进行着窥视。

我的居所仅占地9平方米，里面仅摆放着一张朴素的木板床，以及一张小桌子和一把小凳。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物品，即便添置，也因空间所限而难以安置。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秘书按照我的指示，从山西将订阅的报纸和参考资料一一寄送至这里。家人得知我位于卫戍区，也通过专案组为我送来了衣物、食物和书籍。当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相关著作，我仍可阅读。有了书籍和报纸的陪伴，我的生活变得充实不少。尽管居住空间狭小，我仍旧坚持每日散步和活动，以期保持身体健康。

再写《七律》一首。

七律　（纪实）

身陷囹圄事常有，/将囚室变作书房。/每日苦练楷书百字，/潜心研读经典数章。/粗茶淡饭亦甘甜，/简床薄被梦亦香。/尚有余暇寻乐事，/斗室之中乐无边。

三月时分，寒意犹在，由于家中没有暖气设备，只得自行搭建炉火以驱寒。不过，所购买的煤炭质量不佳，其中掺杂了不少不易燃烧的煤矸石，筛选工作便成了我们不得不亲自动手的事。对于那些对炉火颇有心得的人来说，这不算什么难题，但对于我来说，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难关。因为，我来自一个冬季无需依靠煤炭取暖的家乡，即便家中储存有煤炭，也因为经济原因而无法启用。于是，我时常陷入被烟雾笼罩的困境，在一片烟雾缭绕的环境中艰难度日。

四月春意盎然，我瞥见窗外的桃树，枝头桃花竞相绽放，色泽红艳如火，美不胜收，宛如绚烂的彩霞。然此美景转瞬即逝，忽起狂风，花瓣随风飘散，留下一片凄凉。对此景致，我心生感慨，遂填词一首以抒怀。

桃花（借调蝶恋花）/ 枝头的桃花盛开，绚烂得如同锦绣，/ 忽然狂风大作，吹落了过半的娇艳。/ 地面上的残红虽然令人惋惜，/ 我却满怀希望，期待来年绽放的新蕾。/ 世间的变迁，数不胜数，/ 波澜壮阔，恰如急流奔腾不息。/ 天地间的巨变转瞬即至，/ 英雄豪杰转眼间竟变成了罪人。

1967年的春夏之交，专案组与我进行了交谈，并要求我撰写一份自传，内容需对自幼至成年的人生历程进行简要而全面的记录，并规定了两日的完成期限。我回答说：“这恐怕难以做到，至少需要四五天至一周的时间，否则我无法完成。”幸得他们的理解与宽容，期限才得以适当放宽。最终，我在六月末至七月初完成了这份超过一万字的个人履历。在随后的斗争会上，我与同案犯们得以重逢。在众多被批斗的人中，彭德怀年事最为高迈，我时常担心他难以承受压力，不自觉地抬起头去看望他。然而，每当抬头，造反派监视的人员便立刻将我的头猛然压低。如此多次反复，他们便指责我态度不老实。

总计，我亲身经历的斗争约有二十次，这数字相较于彭德怀将军的经历，实则显得相对较少。总部、空军、海军，以及各个兵种、军事院校、国防科委等核心军事机构，都曾先后对我们发起了斗争。在斗争会上，彭德怀将军总是被安排在中央位置，而我与谭政则站在他的两侧；张爱萍、杨勇则紧随其后；此外，王尚荣、肖向荣、刘志坚、刘震、吴克华、雷英夫、李聚奎、饶正锡等十多位同志，有时也会出席并一同承受斗争。至于廖汉生、苏振华，或许也在其中，但我的记忆有些模糊，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被禁止四处张望，另一方面，除了我们几个主要斗争对象，其他陪斗人员常常有所变动。彭德怀将军因其显赫的名声，不仅在军队内部，甚至在地方上也遭受了斗争。北航、北师大等高等学府以及地方其他机关也纷纷对他进行了揪斗。军队举办的斗争会，历来未曾出现体罚现象。虽然听闻彭总曾遭受殴打，但那应该是在其他单位发生的个别情况。

“天气这么冷了，您怎么不穿棉鞋？”彭总回答道：“棉鞋是有的，只是我没穿。”接着他又说：“别说话，免得惹麻烦。”我深知彭总的处境比我更为艰难，他性格刚烈，承受这些屈辱和折磨更加不易。虽然我极想了解更多关于他的情况，但又担心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只能选择沉默。

我入党时，能证明我党员身份的同志，都在漫长的残酷斗争中英勇牺牲了，仅剩一位介绍人尚存，但他却表示：不记得曾介绍我入党。

这位人物曾是湖南第三师范学生运动的关键领导者之一。鉴于我入党的过程颇具特殊性，我最初是与另一位同志先行联系特委，并在得到他们的首肯后，方才邀请第三师范的同志担任我的入党介绍人。在我入党之际，与我谈话的同志是特委派遣的，入党之后，特委也直接与我保持联络，因此我与第三师范的介绍人之间的互动并不多，我也未曾参与学校的党组织活动。他们可能对此有所淡忘，这在情理之中。然而，仅凭这一点便断言我是一名虚假的党员，实乃一种缺乏常识的举动。专案组对我的陈述置若罔闻，在三月份对我实施了“逼、供、信”的策略，甚至采取了车轮战术，连续通宵审讯，不让我休息，企图迫使我屈服，承认自己是假党员。有时甚至不惜使用殴打、辱骂等手段。

我自入党至今已有四十余载，这段历史颇为漫长。若有人试图从中挑刺，确实不乏可以指摘之处。然而，他们却对历史缺乏了解，对旧社会一无所知，无法体会我们走过的艰辛历程。他们一味地纠缠不清，即便我已年过八十，这样的追问恐怕也难以止歇。这种逼供的方式，难免让人言不由衷，无辜者亦会受到牵连。历史教训已经太多，不容忽视。鉴于主席事务繁重，我不得不将此信转呈给您，恳请您予以审慎考虑。此信已由傅崇碧同志代为转交。不久前得知，林彪同志已经收到了我的信件。

“好吧，既然我骂了你，那你就代表革命造反派，骂你也就是骂革命造反派，就算我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他们听后，觉得已初步取得了胜利，这才停止了攻击，转身离去。

次日，我得以整日悠然。及至第三日，他们如约而至，意图继续追查所谓的“假党员”事宜，意图重蹈前日之覆辙。然而，此刻的我已有充分的准备，在他们开口之前，我从容不迫地开口说道：“各位无需急于一时。我欲发表一项声明。自你们对我实施逼供以来，所有我被迫撰写的检讨材料、供述以及被迫发表的言论，现正式宣布，均属无效。从今往后，无论你们如何逼迫我说出或写下任何内容，一切都将被视为无效。在此，我当着众人的面，郑重作出此声明。”

恐因贵司操作，此信恐难抵达目的地。我对贵司存有微词，遂致信至你们的上级，难道非得绕过贵司才能传达？幸而此次他们并未再度采用逼供的方法。

“你感受到了什么信息吗？”我回应道：“对于其中一两句，我确实有所领悟。”王组长接着说：“你之所以能获得党和国家的信任，肩负重任，正是由于你的革命参与。”我对此表示赞同，认为这是对的，并予以接受。至于其他内容，我并未接受，一句也没有真正听进去。

我和彭德怀专案组均受“二办”的指挥。大约在三月二十四日左右，原先负责“二办”工作的杨成武亦陷入了困境。关于具体的问题及其缘由，我不得其详，只知道杨成武也因此而倒台。这一事件对那些热衷于逼供的造反派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或许是由于目睹了人事更迭的无常，他们的热情开始减退，对诱供的行为也不再如先前那般热衷。

从今往昔，我即将着手编写一部详实的自传。经过数月的沉淀，项目组的同仁们已逐渐平复情绪；他们现在能倾听并领悟一些道理，面对问题不再慌乱失措，随意行事。鉴于此，在这部自传中，我计划添加一段未曾提及的往事。那是在大革命遭遇挫败之际，受生活压力所迫，经同乡的引荐，我不得不投身康泽统治下的一家机构，担任图书管理员的那个时期。实际上，尽管这段经历时间不长，我之前也曾在与彭德怀、滕代远等人的交流中提起过。

此次专案组展现出冷静的判断力，深知调查之道在于追求事实，而非施压逼供。为此，他们特意派遣人员外出，对康泽与郑洞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查。康泽当时担任国民党陆军第二师政治训练处主任，而郑洞国则是该师的旅长。我在当地图书馆担任管理员数月之久，但他们对此事却一无所知，甚至对我的名字也毫无印象。调查人员不辞辛劳，反复搜寻，尽管耗时良久，却依然一无所获，无人能够回忆起相关事宜。尽管如此，我认为，尽管我曾向彭、滕二人正式陈述此事，滕也曾展开调查；然而时过境迁，战乱年代档案或许早已散失，如今撰写自传，自当将这段经历详加记录。

1968年8月，大约在26日这一日的前后，我们再度被迫搬迁至位于公主坟南侧，一栋隶属于部队驻地的平房。在那里，我仅知道彭德怀、罗瑞卿、谭政、王尚荣和我本人一同驻留。那处住所将原本的洗手间与浴室尽数封闭，转而使用室外一处隐蔽的巨大土坑作为厕所。即便是在严寒的冬夜，气温降至零下十几度，我们也只得外出解手；而每逢雨雪交加之时，我们便无处可避，只能任凭风吹雨打。

在此，我不得不提及，在我迁居之际，我的作品《桃花》竟被翻找出来。看守人员怀疑我借此作品对时政进行讽刺，于是开始了对所指之人、之事的追查。随之而来的是，我的所有笔墨纸张均被强制收走，我因此遭到了批斗，并被要求撰写交代材料。既然下令要我写，我便遵命记录：在1967年5月至12月这段时间里，我创作了一首《蝶恋花》词，题为“桃花”。这首词抒发了我对那段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深刻认识与内心感受。尽管这份检讨显然未能满足审查者的要求，但他们并未对这首词及交代材料进行进一步的追问。令人意外的是，这篇词作与交代材料的原文竟然得以保存至今。

孩童们或是投身于农场的劳作，或是下到乡村参与集体插队，而我也即将启程前往干校。从此，我将无法再给你写信或是寄送物品，临行前，她反复叮嘱我一定要保重身体。不料，这封信竟然未能抵达我的手中。漫长的等待中，我始终无法接到家人的音讯，这让我倍感困惑，心中不禁涌起种种疑问，不知家中发生了何等变故，忧虑之情油然而生。

在这漫长的守候里，我已度过那一段激烈的抗争。如今，那个阶段已悄然落幕，我的情感也随之从起初的炽热，转变成了今日的沉郁。在此期间，我创作了两首词作，因缺乏纸笔，只得将它们深深镌刻在心。那些词句，如“卧榻听蝉声，彻夜难眠至天明”，“失散幼鸟何处寻”，“梦中哥哥老病态”，无不流露出我孤独凄凉的情怀以及对亲人无尽的思念之情。

1970年，我仍被囚禁在牢笼之中。冬日的寒风刺骨，室内更是结冰成霜，我的手臂因此疼痛不堪。在这种情形下，我尝试了一种自我疗愈的方法——对痛楚之处进行深入的按摩，其效果竟出奇地显著。自那之后，我便养成了定期自我按摩的习惯。解除囚禁后，我探访了几位老友，并向他们分享了我的这一自我按摩技巧。遗憾的是，愿意尝试的人寥寥无几。尽管如此，我依然坚持着这一自我疗愈的传统。

在我目前所处的这个阶段，我屡次遭受监管人员的不礼貌对待和不当干预，导致我们之间发生了多次争执。记得有一次，我与守卫发生了口角，结果引来了管理人员接连介入。他们对我早已心怀不满。一位管理人员对我指责道：“你不要太放肆！你不知道自己的立场吗？”我坚定地回答：“我当然知道，我是一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忠实支持者。”他们听后十分愤怒，其中一人甚至试图对我动手，我则毫不退让地进行了反击。虽然他们并未对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他们终究感到挫败，此后便不再故意挑起事端。从此，冲突事件得以平息。

我一生秉持的处世哲学、待人接物的原则以及工作作风，均体现出一种温和与谨慎，未曾有过那般“泼辣”的行为。在早年担任新四军三师师长期间，我有幸结识了经济理论家孙冶方同志。他后来回忆起我时，曾用“儒将”来形容我对他的印象。我对此自愧不如，因为我的学识有限，对马列主义的理解主要侧重于精神实质的把握，而非系统性的深入研究；在其他领域，我也未曾形成专长。这只是为了说明，在他人眼中，我或许是一个温文尔雅、理性谦逊的形象。然而，面对那些蛮不讲理的人，我并不会一味地采取“温、良、恭、俭、让”的态度。那时的我，身处困境，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反抗的力量和手段自然受限，但我始终坚定地表达了反抗的意志，有时甚至取得了小小的胜利。

1970年，家中的喜讯传来，我得以与亲人重聚，那段最艰难的岁月似乎终于迎来了终结。然而，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的爆发，使得监管人员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厕所和洗澡间对我们开放，暖气也变得更加温暖，尽管我们当时对此背后的原因一无所知。因感冒，我咳嗽不止，高烧不退，不得不入院接受治疗。躺在病床上与哨兵的交谈中，我才了解到林彪叛逃这一重大变故。

1972年1月，广播中传来了陈毅元帅离世的消息，那瞬间，我震惊不已。回想起当年，陈毅与朱老总曾在湘南燃起起义的烽火，纵然起义未能取得最终胜利，但之后改编至井冈山，陈毅便成为了我深敬的师长。抗战期间，我从八路军转战至新四军，他又成为我直接追随的军长。这位长期的老上司、老战友的逝去，无论从公谊还是私交，都让我内心的悲痛难以用言语表达。遗憾的是，我连前往追悼的资格都未曾获得，只能默默地在心中寄托哀思。不久后，我又得知刘少奇、贺龙、陶铸等同志在“文革”期间不幸离世，然而关于他们的详细情况，我却一无所知。刘主席、贺元帅是我极为尊敬的上级领导，而陶铸同志与我亦有着深厚的交情。他们的突然离世，让我倍感悲痛。

1972年2月，我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于是我便离开了医院，回到了监管区域。那时，与我共同接受监管的一群人已经被转移至政治干部学校。我也随他们一同搬迁，所幸我的连长对我颇为和善。抵达干校后，尽管管理制度大体上未变，但生活环境却有了显著提升。校园中央设有天井，被监管的人员在规定时段内可在此漫步。分配给我的住处大约20平方米，空间宽敞，活动自如。此外，这所学校的建筑为楼房，配备了卫生设施，包括厕所和沐浴设备，生活品质相较于先前有了显著提升。彭总、谭政与我相邻居住，偶尔还能听到李井泉向管理人员抱怨的声音。后来，班禅告诉我，他的住处也并不遥远。其他一同被监管的人员大多不在该校，据传闻，彭真已被转移至他处，而万里则已刑满释放，监管措施得以解除。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

专案组会预先告知家属探视的具体时间。届时，家属需先将我送至部队营区，并在会议室内耐心等待。随后，他们将安排专车来接家属。众人环坐在一张长桌四周，而会议室门口则放置着一套小巧的桌椅，那是监护人员旁听的座位。我依稀回想起，第一次探视时，是我老伴携带着我的两个女儿和年幼的儿子一同前来。那些细节如今已有些模糊不清。大女儿已成为人母，于1973年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小外孙女。她曾带着这个小外孙女一同来访，那时的小外孙女刚刚出生不久，被柔软的小被子包裹着，安静地躺在长桌上入睡。在探视过程中，我们除了谈论些家常，主要还是交流社会经济状况，这是我最关心的话题。在平日阅读报纸时，我总是特别留意这方面的信息，并且会仔细辨别信息的真伪。遗憾的是，家人对这类知识的了解相当有限，接触面也颇为狭窄，对形势的理解尚不全面。

1970年，妻子唐棣华所在的干校里，流传着关于我已故去的传言。她偶然间听闻此讯，心中既信又疑，于是决定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提及长女即将完婚之事，恳求能够从山西取回我的一些遗物。总理亲自批示将信件转交于我，并允诺将物品转交家属，同时指示我回信至山西。这样，我在与家人隔绝两年之后，终于得以重获家人的消息，而家人也得知我安然无恙。自此，能够与家人团聚，我的内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宁静。

我过去对林彪印象良好，认为他善于用兵，且能听取并采纳他认为正确的建议。然而，他背叛党和祖国，逃亡国外，自我否定，我无需再做什么评论。

在1973至1974年期间，对我们的管控有所放宽，询问也变得不那么频繁。1974年，我因病入院，意外地发现彭总也在这家医院接受治疗。然而，由于我们都被严格监控，彼此未能互通音讯。我的病房外设有屏风，屏风后坐着一名值班军人负责监管，想必彭总的情况也相仿。彭总因癌症去世，尽管我们同院，我却对此一无所知。后来才得知这一噩耗，听说他在临终前因癌痛剧烈，竟将床单咬得破碎。一位伟大的英雄，竟以如此凄凉的方式离世？虽然生死乃自然规律，悲喜亦属常情，但彭德怀的离世仍让人深感痛惜。再次相见的希望化为泡影，从此与故人永别。

在1974至1975年间，周总理不幸身患重病，病情日益恶化。"四人帮"趁机制造混乱，周总理不得不亲自逐一处理后续事宜，忧心忡忡，四处奔波，身心俱疲。"四人帮"见状幸灾乐祸，以为总理病重之际，他们有机会取而代之。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毛主席决定让邓小平同志接任总理一职，并特别强调邓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这九个字，在干部中进行了传达。除了“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外，所有聆听传达的干部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1975年1月，我的前列腺炎再次急性发作，尿道完全堵塞，痛苦得在地上翻滚。专案组急忙将我送往301医院，但不知为何，医院此次却拒绝接收。无奈之下，我只好写信告知家属，家属随即迅速写信给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接到信后，立即作出批示，我才得以入住301医院接受治疗。住院一段时间后，我的病情逐渐有了起色。唐棣华同志又向邓小平同志提交了报告，恳请批准我解除监护；若无法解除，也希望能准许我在家中接受治疗。

直至那年夏日，专案组的王组长前来与我商讨，告知他们已撰写了一份文件，待我签署同意后，上报审批即可解除对我的监护。

“中央决定解除对我的监护，并允许我返回山西，继续担任副省长一职。”我离开医院，在招待所逗留了数日，便再次踏上了回山西的路程。

1975年的秋季，我初抵太原，省委曾有意安排我加入工作，提议我先暂住于宾馆，待妥善安排好住处后，便迁往省领导居住的大院宿舍。然而，不久情形便有所转变，他们以我身体欠佳为由，建议我进行休养，认为市内环境不适宜居住，因此要求我迁往晋祠。晋祠的招待所宛如一座公园，环境幽雅，非常适合疗养。我明白他们此举背后必有难言之隐，自然也顺应了这一决定。

情况又变了。

自邓小平接任总理以来，全国民众对他满怀期待。他锐意进取，各项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各领域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此时，"四人帮"集团面临严峻形势。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诋毁邓小平同志，借主席在听人朗读《水浒传》时的一番言论，将“投降派”的恶名强加于他，指责他向党内“走资派”妥协，如同宋江排挤晁盖般，架空了毛主席的地位，诸如此类。

主席对宋江的批评意见在特定范围内得以传播。随后，一场被称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应运而生。邓小平同志再次遭受排挤，被迫离开领导岗位。主席指派华国锋同志担任代理总理。尽管我那时身处江湖之远，监护也已解除，然而诸多同仁纷至沓来探望，其中包括资深的老同志和年轻的后来者。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我得以获取诸多信息与实情，对时局的认识比以往更为清晰。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不幸离世，举国上下哀悼不已。在送葬的那一天，广大民众流露出无尽的悲痛。自三月下旬起，直至清明节的到来，各界群众自发地汇聚于天安门广场，以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缅怀。他们攀登纪念碑，吟诵诗歌，发表演讲。在追悼周总理的同时，他们亦揭露了“四人帮”的罪行，显现出对毛主席任用“四人帮”的不满，并表达了对邓小平的坚定支持与热切期望。民众的立场，一目了然。清明过后不久，“四人帮”便急匆匆派人驱散了守候在场的群众，并撤走了所有的花圈、挽联、悼词和诗歌。即便我身处晋祠，也不断听闻这些消息。我为民众的觉醒而欣慰，却也因毛主席、党的失误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而忧虑和痛心。毛主席一生倡导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然而在此事上却失去了民心，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

1976年，这一年沉浸在无尽的哀悼之中。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与世长辞之后，7月6日，朱德总司令亦追随而去。朱德总司令，我党卓越的军事领袖，尽管年事已高，但身体一向强健，我曾深信他定能寿享百岁。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终究未能跨过1976年这一道门槛。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主席不幸与世长辞。从此，伟人的身影告别了尘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深思熟虑，选定华国锋作为自己的继承者。"四人帮"的野心，在主席的洞察力前又一次破碎。晚年的主席生活并不如意。他曾自述，自己一生仅完成了两件伟业。一是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这一壮举已经取得圆满成功。二是发起了文化大革命，然而这一事业尚未尘埃落定，其结果如何，尚且难以预料。在谈话中，主席的语气已略显低落，不再那么充满信心。

毛主席启动的“文化大革命”对我党我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即便在五十年代后期，他也曾犯有过失误，但得益于党中央及全党同志的齐心协力，我们迅速纠正了错误，并尽可能地减轻了损失。然而，在这场运动中，毛主席似乎显得力不从心。过去，虽然群众运动有时会显得过于激烈，但我们总能调整航向、克服困难，这主要得益于我们坚实的党组织。然而，“文化大革命”却严重地破坏和削弱了党的组织力量。“四人帮”这伙人不仅未能有所作为，反而坏事连连，我们根本无法依赖他们。毛主席陷入了由他自己一手制造的矛盾漩涡之中。

毛主席的离去，让我心中充满无尽的哀戚。自庐山会议以来，我虽饱受不公的指责，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对他的崇敬，早已超越了个人恩怨的界限。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者之一，他倾尽毕生精力和心血，为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的创立，以及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功勋卓著，成为党和国家的杰出领袖，深受全国人民的衷心敬仰与深情爱戴。

遗憾的是，主席在晚年，受急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与捍卫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所驱使，接连犯下错误。然而，即便他晚年的失误颇为严重，后辈们仍有足够的力量和漫长的岁月去弥补。至于主席所建立的伟大功绩，乃是无与伦比的。更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系统性地归纳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成为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相较于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毛主席的著作在理论上既深入又浅显易懂，对于我们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尤为重大。毛泽东的思想与著作，将永远是我党、我国的宝贵财富。当然，毛主席的思想与认识亦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毛泽东已经充分发挥了他的巨大作用，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面对新时代、新实践和新探索，我们不应苛求他预见并解决所有问题。对于毛主席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其思想、著作，我们应当给予公正的评价，这不仅符合历史的真实，也有利于后世人才的成长。

毛主席仙逝之际，党中央在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英明领导下，经华国锋等同志的周密商议，迅速作出决断，一举将“四人帮”绳之以法，此举令民众欢欣若狂。"四人帮"祸国乱政长达十年，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邓小平同志重新握起了中央领导的重任。我深感荣幸，得以在诸多挑战面前，见证党和国家历史上崭新篇章的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