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九一三”手令的历史真相

林彪庐山会后改观

截至1971年，我在林彪的办公室里度过了七个春秋，业已磨砺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秘书。

自1970年庐山会议落下帷幕，林彪的身影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他深居简出，情绪亦随之跌入谷底。在西客厅的外墙一角，摆放着一台类似小型旅行箱的八音盒。尽管林彪的住所始终维持着整洁与井然，但那台八音盒却显得格外显眼。

叶群曾述及，此物系康生在抄家时刻意留存。每当林彪外出散步，内勤便会为其上满弦，让那十余首动听的旋律在空气中回荡。然而，自庐山会议之后，那八音盒的旋律便再未在林彪耳边响起。内勤透露，林彪平日里偶尔品尝的零食，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1970年，叶群陆续将郭连凯、张云生等三位秘书从岗位上撤换，紧接着，张益民也做出了离职的决定。原本就沉重的责任，如今悉数落在了我的肩上，工作量之大，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我仿佛是一枚不停转动的陀螺，忙碌得几乎无暇留意叶群情绪的细微波动。

林彪的情绪起伏明显可见。在日常生活中，他本就寡言少语，此刻更是缄默不语，甚至不再倾听我们秘书对文件的解读。他很少接待宾客，也尽力减少与身边工作人员的交流，有时甚至连续数日不言不语。偶尔，他会观看电影，但这些影片都是由警卫秘书李文普精心挑选的近战场景，而且每部电影仅有少数拷贝。林彪的日常生活，除了外出“转车”，便是独自在室内漫步，或是长时间蜷缩在沙发上，显得愈发郁郁寡欢。

近日，林彪亲自挥洒笔墨，留下了数则充满哲理的便条，内容涉及：保持乐观心态，心情愉悦，精神焕发；学会转移注意力；即便面对重重困难，亦应保持冷静，避免焦虑情绪滋生；正如山重水复疑无路，转角之处往往柳暗花明，别有洞天；饮食宜多样化，避免偏食，适时变换菜品；注重体育锻炼……林彪特别指示保密员李根清，用毛笔工整地抄录这三份教诲，分别贴于叶群、林豆豆、林立果的卧室门外。

在1971年的新春佳节之际，林彪对李根清下达了一项指令：“请巧妙构思一句简洁的话语，将其制作成横幅，并悬挂于叶群的居所——‘归根结底，无甚大碍。’”李根清肩负此使命，前往叶群住所寻求制作横幅，然而叶群却回应：“无需书写，只需告知首长，我已心领神会。”难怪在“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毛家湾的搜查中仅找到了林彪的两张便条，显而易见，部分指令并未真正以书面形式被记录。由此可以推断，叶群并未真正将林彪的慰藉铭记于心。

林彪拒写检讨。

1971年4月15日，中央批陈整风会议的序幕正式拉开。4月20日，周恩来同志将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相关文件以及毛主席的批示，提交给林彪同志审阅，并特意邀请林彪同志出席，发表重要演讲。随后，在4月24日，我向林彪同志详尽阐释了周恩来同志就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所提供的相关信息。

在汇报之际，我满怀期待地表达：“我们衷心希望主席及林副主席能够抽空与我们相见，若能赐予数言，定能增添我们力量如虎添翼。”林彪同志在聆听完我的汇报后，并未即刻作出回应。经过片刻的沉思，林彪同志对此作出了解释：“至于是否有人暗中作梗，这非我一人所能断言，需待他人之口才能证实。我之所以选择闭门谢客、缄默不言、不与他人私语，并非出于忧虑，而是为了防止人为制造紧张氛围，以及避免成为他人热议的焦点。”

在一次意外的邂逅中，李根清将文件递至正忙于通话的叶群手中。电话那头，她的声音中透露着深深的忧虑：“林彪同志近期健康状况令人忧虑，情绪亦颇为低沉。即便在夜晚服用了两剂安眠药，依旧难以入眠……回想起往昔，众人始终坚定地站在他身边，给予他无可比拟的支持与赞誉，将他推向事业巅峰，然而时至今日，却对他施加了压力……”这番话语，无疑揭示了她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

临近1970年庐山会议召开之际，林彪审阅文件的次数明显降低。多数文件实际上由叶群指派李根代为审阅。若叶群亲自过目，则往往仅以“同意主席批示”的简短语句草率定夺。庐山会议落幕之后，林彪除了听取我对中央传阅文件的汇报，鲜少亲自审阅其他文件。当时，文件积压的问题相当严重，往往难以按时上报，往往只能暂时存档。即便是那些关键性的传阅文件，在叶群那里也常常延迟数日，最终大多数文件只得原封不动退回。

李文普曾提及，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撰写过一份检讨书，然而这一消息我并未耳闻，亦不清楚李文普所获信息的出处。实际上，一份以林彪名义签署的检讨书在世间流传，据传是由叶群口述而成的。1971年春，叶群在毛家湾的院落里，一边沐浴在阳光下，一边将林彪信件的内容口述出来，由秘书王焕礼负责记录。

在信中，林彪主要表达了对自身在部队管理上缺乏严苛以及性情急躁的懊悔之情，并郑重地向党和毛主席作出承诺，今后将严格要求自己，严格遵守其教诲。叶群则坚称这封信真实地反映了林彪的真实想法，但这一论断的真实性尚未有确凿的证据加以佐证。尽管如此，叶群所口述的林彪的自我批评信并未直接送达毛主席手中，而是被放置一旁。换句话说，这份检讨信并非林彪本人亲笔所写。

四月的中旬，林彪亲切地接见了黄、吴、李、邱等同志。他语气坚定地表示：“依我看来，各位的立场并无不当之处。尽管你们已经进行了自我反省，但我并无责备之意，更不会因此动怒。至于我自身，则无需进行检讨。”

未寄出的信

当“九一三”事件震撼之际，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一职的吴忠，亲自部署并指挥部队对毛家湾实施了细致入微的搜索。在搜查过程中，部队成员意外地找到了一封林彪于1971年5月23日亲自撰写的、致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件。

林彪信中提“四不一要”。

在接下来的十年规划中，我们将坚定不移地遵守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以及各大军区主要领导和副职领导（鉴于批陈整风之后，中央及政治局成员的可靠性普遍提升）的四项原则，即“不逮捕、不关押、不处决、不撤职”。对于犯有过错的个别成员，我们拟通过党内思想教育途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如遇重症，将委派他人暂代其职责；若不幸离世，我们将挑选合适的人才接任其职务；至于那些长期卧床、提出退休的干部，我们将依据退休干部的相关规定，予以妥善安置。此外，“一要”原则明确指出，在特殊情况下，必须严格执行主席亲自下达的命令。

关于林彪那封书信的撰写细节，我确实一无所知。但林彪曾亲自向我揭示了信件的核心要义——“四不一要”。我至今仍鲜明地记得，林彪将我唤至他身边，一字一句地向我阐释信件的主旨，即“四不一要”。他边沉思边缓缓道来，我则手执一张白纸，将他的每一句话都悉心记录。

在九届二中全会的胜利闭幕之际，林彪身边汇聚了四位忠诚可靠的贴身秘书，他们分别是本我、王焕礼、李春生和宋德金。同时，负责保密工作的李根清也加入了这支队伍。这个团队均能协助林彪圆满完成记录工作。王焕礼是在庐山会议结束后被调任至此，而宋德金则是近期新加入的秘书，主要负责审阅相关文件。

引人注目的是，王焕礼与宋德金均未出现在庐山会议的现场。我及李春生作为与会代表，林彪虽未察觉到李春生的出席，然而对于我参与庐山会议的情况，他却洞若观火。鉴于我在秘书职位上累积的丰富经验，林彪在处理事务时更偏好与我商议，且不止一次地表达了他急切“渴望见到毛主席”的强烈愿望。

林彪向毛主席呈递的信中提及的“四不一要”，原是林彪本人的话语。自庐山之行返程之后，叶群内心忧虑重重，黄永胜、吴法宪等一众同僚亦感愁云密布，对可能面临的处置措施一无所知。尤其是叶群，她时常向林彪倾诉自己的顾虑，担心自己将被贬至农村。

对于对庐山一无所知的秘书们，她明确下令，严禁他们插手任何与此相关的事务。因此，这封信极有可能与叶群先前所撰写的两份检讨书如出一辙，系由她指派军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代为执笔所成。

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林彪亲自执笔起草并修订了信件，完成作品后，他沉默了三天来决定是否发送。他还向周恩来征询意见，周恩来质疑：“此举是否真的必要？”这一疑问促使林彪推迟了信件的寄送。最终，林彪没有寄出这封信，而是叶群将其秘密保存在了自己的保险箱里。

林彪令客厅挂三“万岁”牌。

“便将它们安顿于彼处。”这成为了林彪对李根清的最终寄托，此后，他同叶群并肩踏上了前往北戴河的征程。

林彪的西客厅空间阔绰，光线明亮。步入其中，映入眼帘的是一面约两平方米的墙面。李根清已坐在茶几一侧，纸笔摆放得井然有序。林彪边走边谈，语气坚定地命令道：“请记录下‘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

林彪为何突然立三句口号？

李根清未曾亲自攀登至庐山之巅，亦未曾查阅过任何关于庐山会议的文献资料，因此，他对庐山之巅所经历的变迁一无所知。他既不知陈伯达被捕的消息，也未听闻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在他印象中，毛主席与林彪的关系似乎一直颇为紧密。他实在难以理解，为何周恩来总理会特地来到这里，并特意题写了那三条引人注目的标语，这在以往实属罕见。

李根清深知自己不宜干预此事。因此，他取过一张宽大的纸张，沿着中轴线将其一分为二，拿起一支粗犷的油画笔，蘸满鲜艳的广告红颜料，按照林彪的指令，迅速以美术字体书写了三条醒目的大标语。字体之大，一目了然。随后，他将这些标语用图钉稳稳地固定在林彪西客厅入口右侧的挂衣板上。这个地方正是通往林彪西客厅的必经之路，无论何人踏入西客厅，都无法避开这三条标语。

在我内心深处，毛主席与林彪的友谊独具特色。回溯至1966年九月，林彪入住人民大会堂之时，毛主席曾郑重地向其推介了他所阅读的《三国志·刘晔传》中关于“郭嘉”的故事。郭嘉，曹操的谋士，其智谋可与诸葛亮媲美，为曹操的成功献计献策，并在统一北方的征战中立下了显赫的战功。然而，毛主席向林彪推荐郭嘉的真实用意，林彪至今未曾对外公开其深层次的原因。我所了解的是，林彪曾向毛主席写信，表达了他对“郭嘉”章节的深刻感悟。

北戴河再访

于北京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林彪缺席了。尽管周总理屡次敦促他亲临并发表演讲，林彪却始终未曾给予回应。然而，事实上，林彪内心深处对与毛主席的对话抱有深深的期待。我们秘书团队都深知，林彪不止一次地流露出渴望见到毛主席的急切心情。李文普回忆说：“林彪情绪低沉，曾多次强烈要求与主席进行面谈。当时，毛主席的电话主要由叶群接听，我们‘林办’内部流传着林彪迫切希望与毛主席会面的消息。然而，毛主席却始终未曾作出回应。林彪性格坚毅，绝不轻易妥协，因此，两人的关系因此出现了显著的起伏。”

随着庐山会议的落幕，叶群同志在返程途中提起，她有意研读毛主席所高度评价的《何典》一作，并提议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应阅读此书。书中所蕴含的警世名言——“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与“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被她精心地抄录在卡片之上。然而，关于林彪同志对这两句名言的解读，我们却未能探知一二。

1971年7月17日，林彪与叶群毅然踏上了征程，告别了京城，向北戴河进发。林彪心底深处或许始终怀揣着一丝希冀，期盼能获毛主席的接见，但这份憧憬终究未能实现。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他们不得不作出决策，决定前往北戴河以度炎夏。

这一次，我决定留驻京城，而非前往北戴河。在动身之前，叶群曾对李文普透露：“首长（林彪）已有明确指示，我们不宜继续滞留在京城。若黄（永胜）、吴（法宪）二人争执不断，一旦11楼（江青）向首长（林彪）汇报，局势将会变得极为复杂。我们应前往北戴河，以消除此类嫌疑，避免他人产生我们暗中操纵的误解。”

林彪及其尊夫人，与家中工作人员齐心协力，共同捕捉到了一张极具纪念意义的合影。在这张照片的右下角，林立果的身影轮廓清晰可见。

叶群似乘专机/车。

林彪、叶群离毛家湾，无变化。

8月5日，叶群再次踏入了北京301医院，接受了全面细致的身体检查。次日拂晓，检查结果揭晓，专家团队经过详尽的联合会诊，成功排除了乳腺癌的疑虑。自此，叶群的心情开始逐渐好转。紧接着，她在毛家湾的热情款待了吴法宪、邱会作等尊贵宾客。事后，吴法宪在中央专案组向叶群坦承，他曾提及过政变的话题，而邱会作则对此坚决否认。至于此事的真相，时至今日依旧悬而未决。直至1980年“两案”审判之际，吴法宪承认自己的言辞有所夸大，并澄清叶群从未向他提起过政变的问题。

8月16日，周总理、黄永胜、张春桥、纪登奎等领导同志，依照毛主席的明确指示，赶赴北戴河与林彪同志进行会晤。在会面过程中，林彪同志下达了“强化战备训练”的命令。与此同时，毛主席亲自南下，抵达武汉，与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刘丰等领导人展开了深入的交谈。

8月23日，刘丰向林彪的侄子林汉雄传达了毛主席在武汉期间所表达的观点，即不宜让妻子担任工作单位办公室主任。这一信息很快传至叶群耳中。尽管“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林汉雄经历了四年的监禁，但经过彻底的调查，并未发现他与该事件存在任何关联。

8月28日，林立果向李文普发出电话，透露了“目前北京的局势对叶群极为不利”的信息，并嘱咐李文普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与此同时，林彪首长预计将在9月18日前后抵达广州，他特别强调此事必须严格保密，绝不允许向外界有任何泄露。

截至八月底，叶群通过电话向吴法宪提出了关于“家庭专政”的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此同时，她催促军委办事组在总参政治部或军委办公厅为她安排新的职务。她明确表态，将辞去林彪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并要求吴法宪与黄永胜就此进行协商。

9月3日的拂晓时分，林立果在毛家湾直面“林办”的工作人员王淑媛，坦率地说：“我宁愿选择逃亡，也不愿追随刘少奇的脚步，最终被俘入狱。若形势逼人，我唯有选择加入山林，进行游击战。”9月6日的夜晚，叶群亲自拨通了邱会作夫人胡敏的电话，诚恳地请求她协助动员张清林——林豆豆的未婚夫，以及张宁——林立果的伴侣，一同前往北戴河。

“你如此傲慢无礼，连父亲的邀请都不愿接受。如今他病入膏肓，尚未来得及见到张清林。一旦你们答应赴约，他的病情定会好转。”在无奈之下，林豆豆只得同意。她未曾料想，这次北戴河之行，竟然遭遇了震惊全国的“九一三”事件。

当夜幕在九点钟的钟声敲响之际，叶群委托胡萍代为操持，精心调度了一架专机，确保林豆豆团队能够畅行无阻地抵达北戴河。胡萍透露，叶群对于专机的运用态度，几乎如同对待专车一般，有求必应，毫不吝惜。然而，飞机与汽车之间的差距，实则不可同日而语。即便是普通的飞机，在起飞前也需要充分的准备时间，绝不能像汽车那样随意操控。

地面车辆能够随时实现平稳的停靠，而与之相较，若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准备不充分，则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正因如此，叶群在9月13日凌晨匆忙登机，或许这一决定是基于将专用飞机与专用车辆同等对待的考量。鉴于夜间飞行专用飞机所潜藏的安全隐患，当晚并未安排任何专机航班。

9月7日拂晓时分，遵照叶群的命令，我被指派负责带领林豆豆、张清林、张宁前往西郊机场。大约在上午9时50分，叶群紧急召见内勤孙忠堂，指示他立刻与秘书李春生取得联系，并要求李春生立即电话毛家湾，命令将《俄华词典》、《英华词典》及其他相关俄语和英语会话书籍，由林豆豆携带送往北戴河。但那时，飞机起飞时间只剩下十分钟。为等待毛家湾送来书籍，飞机不得不推迟了一个小时后才起飞。直到11时40分，飞机才顺利从北京抵达北戴河。叶群坚决要求林豆豆务必抵达北戴河，其目的显而易见，是为了让林彪一睹女儿倾心之人，这在情理之中，我并未对此作过多深思。在林豆豆等人离去的数日里，毛家湾的一切似乎并无异样。

林立果展示“林彪令”。

9月8日，叶群来电告知：“老虎（林立果）因牙痛需回京治疗，此事必须严格保密。”她亦要求我即刻与301医院口腔科取得联系。回溯至“九一三”事件爆发前夕，林立果曾以牙痛为由，三次抵达北京，其中两次我有幸与其相见。此次，他于9月8日第三次乘坐飞机从北戴河返回北京，寻求治疗。当晚9时30分，他抵达了毛家湾。恰逢那天我值班，我正身处毛家湾执行任务。

当晚，林立果并未在毛家湾逗留过夜。他的驻足时间极为短暂，仅仅取走所需之物便迅速离去。我始终紧紧跟随，陪伴他前往他的居所。林立果特别交代，若有事需要与他取得联系，只需拨打空军一号台即可。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之命令执行，林彪，九月八日”，下方并未加盖任何印鉴。这张白纸，据传是怀柔直升机事故现场留下的遗物，事发当时，周宇驰将其撕毁，随后由北京卫戍区警卫第三师收集并上报。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发【1972】24号文件正式对外发布了这份“林彪手令”，遗憾的是，在公布的“林彪手令”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字迹已经遗失。

“立即放出邱会作”。

当林彪心境愉悦之时，令其签署条令的过程显得格外顺利。据我所掌握的信息，叶群与林立果均曾向他索取过此类条令。起初，我对林立果转交给我审阅的那张纸条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未深入挖掘其背后蕴含的深刻意义。我当时的推测是，可能林立果与叶群之间再度出现矛盾，这才使得林彪不得不亲笔制订出这样一条条令。

我对这手令的目标并未进行深入的思考，对其“命令”的真正内涵以及为何仅有模糊的表述，也未曾进行深入的挖掘。林彪的口述向来细致入微，而这道令却显得过于笼统，缺乏明确的指向性。在“盼”字之后所指示的行动方向，让我感到困惑。而且，“盼”字的应用似乎与林彪一贯的坚定命令语气大相径庭。在林彪的一生中，他未曾担任过副职，他的命令总是清晰无误，坚定果断。而“盼”字所蕴含的恳求、命令和商量的复杂含义，更似是未曾担任要职的林立果所采用的语气。

1972年五月，林豆豆于玉泉山接受审查时，被要求辨认一份“林彪手令”的副本。经过她细致的审视，林豆豆认为该手令的字体虽然与林彪的字体有着几分相似之处，但更倾向于是一种模仿。在对其特征的描述中，她更倾向于使用“似”字而非“为”，并始终坚持未曾提交任何书面材料作为确凿的证明。

据我所知，叶群不仅让李根清模仿林彪字体批字，她自己和林立果都在模仿林彪字体。叶群学在前，她借口是为了在关键时候起作用。林立果说：“主任学，我也学。”“九一三”事件前，林豆豆曾说：“老虎模仿首长的笔迹，我们都很担心。”林立果拿的这个“林彪手令”转来转去，最后还在周宇驰手里。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逐渐意识到中央专案组对所谓的“林彪手令”的重视程度超出了寻常。事实上，亲眼目睹“林彪手令”的人数，比那些曾见过《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人还要多。《五七一工程纪要》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信息中，直到“九一三”事件爆发之前，我未曾听闻过其存在。在1980年的“两案”审判中，司法机关紧急降落在现场，搜集到的碎片得以拼接复原，相关照片随后在法庭上展出，并最终在多家报刊上公开发表。然而，“林彪手令”的文字却是竖排书写的。但到了1999年，林彪的前秘书关光烈透露，他曾经见过的“林彪手令”却是横排格式。在“两案”审理的过程中，并未留意到“林彪手令”竟然存在两种不同的版本。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在林立果和周宇驰之外，几乎没有人同时目睹过这两种版本的“林彪手令”。

叶群昨晚拨了两通电话。

1971年9月12日，这一日，我画上了在林彪办公室任职生涯的句点。那天，我有幸在毛家湾履行值班使命，换言之，我成为了那位在毛家湾坚守最后一班岗的秘书。

当林彪和叶群抵达北戴河之时，毛家湾只剩下我和王焕礼两位秘书负责留守。自那以后，我不得不轮流值班。尽管我尽力回忆，试图梳理出最后一天所处理的文件和接听的电话，但遗憾的是，我的记忆依旧模糊不清。

叶群

临近正午时分，叶群下达指令，令李文普通知李春生，即刻拨通毛家湾的电话。李春生迅速与我取得联系，转达主任的命令，要求我将家中的文件进行细致分类与整理，并亲自送达他的办公室。我未稍作停歇，便立刻投入整理近期收到的文件，将它们妥善打包，计划通过空运送往北戴河。回想起前一天，叶群在审阅李春生关于十四位副军级以上干部任免情况的汇报时，她指示李春生致电毛家湾，索要副军级以上干部的名单，并要求一并送达部队部署情况的登记表。紧接着，叶群又提出了对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相关文件的额外需求。所有这些文件，我都已安全送达北戴河。然而，叶群匆忙离去时，竟不慎遗漏了这些文件，未将其装入飞机带走。后来的毛家湾清查工作组确认，所有“林办”的文件并未出现任何缺失。

12日午后，林立果前往毛家湾沐浴，事先已通过电话通知负责中央警卫团二大队的警卫人员准备洗澡水。警卫部队不仅承担着住所的安保任务，还负责保障警卫对象家中水暖系统的顺畅运行。在林彪的住所，游泳池的维护、冬季的供暖以及夏季的制冷，都是由警卫战士们负责执行的。我与林立果未曾通过电话交流，也未与他进行过面对面交谈，至于他何时到达、何时离开，我对此一无所知。

在这毛家湾，一切依旧保持着往日的宁静。今夜，对于林彪与叶群而言，却是他们人生旅程中的最后一晚。叶群正全力以赴地在北戴河筹备一场盛大的“订婚庆典”，旨在为林豆豆与张清林二人举行。她曾透露，计划在国庆佳节之际为女儿举办一场婚礼，我们毛家湾的工作人员也对此有所风闻。

夜色渐深，连续两次接到叶群的电话，这两次通话在我心头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它们成为了我即将被拘禁的前夜处理的最后事项。大约在九点钟左右，叶群来电，通话时间超过了十分钟，内容主要是日常的琐事。她主要谈到了林豆豆的婚事，还提到了毛家湾修建小厨房、前往大连定制衣物等事宜。叶群还提到他们计划先前往大连，然后回来共度国庆佳节，并叮嘱家人务必打扫好家中的卫生。她还提到在上海购买的一件尼龙外套破了一个洞，要求上海空军第四军管理处处长过全帮助她寻找修补的人。叶群的电话通常都颇为冗长，她谈起了许多事情，谈笑风生，与平日无异，甚至在通话中还不时传来她的笑声。我并未察觉到她有任何慌乱之态，也未感受到她有急于离开北戴河的迹象。总体而言，我没有发现叶群有任何紧张或异常的情绪。

在处理完叶群的请示后，我立刻就毛家湾所养乌龟的处置问题提出了疑问。管理员童显华回应道，这些乌龟已在此饲养了不短的时间，若它们不幸发生意外，他恐怕难以承担相应的责任，并询问我对此有何安排。此类事宜非我一人可擅自决定。叶群并未立刻给出回应，而是在稍后再次来电，指示我将这批乌龟送往钓鱼台，供江青同志享用。他详细向我阐释了乌龟作为滋补佳品的食用方法……然而，这一计划最终并未付诸实施。就在当晚，毛家湾突然被紧急封锁，我的行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我们被召集至“亚疗”进行面对面的审查。我了解到，在那9月12日的夜晚，叶群在北戴河事务繁忙，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在我挂断电话后，他又与胡敏畅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话题围绕林豆豆的婚事展开。胡敏趁机提及了她刚出生不久的孙女，叶群对孙女的名字赞不绝口。

9月12日那晚，我选择了留在办公室中。随着夜色渐深，我悄然陷入了梦乡。睡前，毛家湾的景象依旧静谧，我未曾察觉到自北戴河方向有任何异常的征兆传来。

在“九一三”黎明的曙光中，毛家湾的上空回荡着沉闷而单调的脚步声，自屋顶之上缓缓传来。

在9月13日的拂晓，零时三十二分，林彪的座机在静谧中缓缓起飞，而我对此却毫无察觉。

叶群深夜连环来电，让我不得不忙于应对一系列事务。夜幕低垂，我迅速陷入梦乡。然而，屋顶上那持续且沉重的脚步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心中不禁纳闷：究竟是谁在毛家湾的屋顶上踱步？鉴于毛家湾外围有严密守卫，再加上附近施工队，这种情形显得颇为异常。鉴于我身处办公室，无法亲自外出探究，我并未太过深究，随后便再次沉入梦乡。

事后方悟，驻守毛家湾的中央警卫团第二大队副大队长蒋廷贵恪遵团长张耀祠的指令，于林彪专机起飞之际即刻启动，指挥二大队迅猛抢占毛家湾高地，稳固掌握了该区域的战略制高点。同样，位于北戴河的林彪别墅亦迅速被部署严密封锁，原任警卫人员顷刻间转化为坚定的守卫者。

大约半个时辰后，蒋廷贵再次接到张耀祠的指示：“林彪办公室的当值秘书，不得擅自离岗。凡擅自离岗者，自次日起，将不再计入考勤。务必通知他们留在家中，静候进一步的指示。自此刻起，送达的所有文件，秘书只能接收，严禁私自拆阅或外传。机要室的钥匙需立即上交，交由你负责妥善保管。你必须立刻通知值班秘书，并确保他们严格执行指示。另外，还需指派一名干部和一名战士前往现场进行监督。”

凌晨一点十三分，天际初现曙光。本欲前往庭院取回昨晚晾晒的衣物，却见中央警卫团的武装人员把守在值班室前，严令禁止我外出。这一幕让我心生疑问，难道钓鱼台又出现了变故？我怒火中烧，林彪办公室的日常工作竟遭此阻碍。尽管如此，警卫士兵依旧坚定地执行命令，表示这是上级的明确指示。在无奈之下，我不得不返回室内，并且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心中满是困惑，难以洞察事件的真实原因，更不敢对林彪可能面临的困境有所预知。

获知蒋廷贵传达给张耀祠的命令后，我瞬间惊愕，一时竟语塞，难以置信。稍作犹豫后，我方恢复理智，迫切地向蒋廷贵追问：“这究竟出自何人指令？究竟是谁在暗中操控，让你们采取这样的行动？”

蒋廷贵郑重表示：“对于此事，我深感歉意。我仅仅是履行职责，恳请您给予大力协助。为了更有效地推进我们的工作，我们迫切需要在现场保留两位同事，恳请您谅解并给予必要的支持。”

问：“谁的命令？”

蒋廷贵提及张耀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张耀祠，肩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重任，亦身居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之位。听闻此消息，我自是缄默不言。心知肚明的是，张耀祠乃毛主席的亲信，我理应恪守本分。若他阻拦我进入办公室，即便我未能得到他的许可，我也无力强行闯入。

在接下来的数日中，我不得不将活动范围严格限制于室内，文件往来亦仅限于接收，禁止发出。

自此，我与“林办”的全体同仁并肩，共渡了长达四年的囚禁之艰辛。